2007年7月4日星期三

查建英:国家公敌(七)

查建英:国家公敌(七)

自从民主党被镇压之后,中国的政治版图变得更复杂了。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了,并且正在逼近德国和日本,甚至被普遍预测将会在2050年赶上美国。中国同时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但是,伴随这种转变的还有中国各地的腐败,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拉大,和瓦解的社会福利。胡温政府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这些问题,出台政策削减农业税,关注社会弱势群体,采取措施惩戒以权谋私。但是,人们普遍意识到,政府需要有更深层次的改变和适应。一方面是饱受社会不公、人数有增无减的弱势群体,这些人要求改革和公平;另一方面则是庞大的中层官僚,他们从与商界结成的利益同盟中获利甚丰,因此抵制深层的体制变革。但大家心里都明白,政治领域的博弈和改革早晚要发生。
最近四五年里,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增大,但是呼吁和努力的方式却变得婉转多样,几乎像一门艺术。法制和维权,已经取代了人权这个敏感用语。消费者权益,民工权益,私有财产权,成了人们谈论的焦点。每年都有许多媒体新闻记者报道腐败案例,律师为民权案件出庭,学者研究触动历史空白点(诸如中日战争,60年代初的三年大饥荒,文革等等),出版商打破禁忌,刊印敏感书籍。时不时会听见又一个请愿,但在这些请愿书上签名的往往是一组个人,大家都谨慎地避免成立组织。这类行动往往是自发的和零散的,但随着网络的普及,新闻传播更快了,控制信息变得越发困难。在中国互联网上,批评者的声音四面八方此起彼伏,检察官们似乎在和千千万万的小股游击队作战。一个犯忌者被抓住了,却有更多的犯忌者成了漏网之鱼。这些批评者已经不再像CDP那样容易被抓住、隔离而消灭了。
与此同时,全球化的浪潮使得政府和领导更注意自己的形象了。最近几年,官方说法中的“和平崛起”和“构建和谐社会”正反映了一种在国内国际政治中更柔和的身段和态度。总体而言,中国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了,人民也变得不再那么害怕了。无论是私底下还是台面上,中国人谈论政治改革的声音正变得越来越响了。
所以钟阿姨对建国说的话是有道理的:中国的现状的确正在不断改进。而且,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已经忘记了CDP事件。有几位自由派的中国朋友就对我说,正因为有象建国这样的人敢于“以身试法”触犯底线,其他人才会明白究竟他们能够在底线之上推进多少。正如其中一位崔卫平所说的:“正因为有了他们,官方才认为我们是温和的。由于他们,我们才不至于坐牢。仅仅因为这一点,我们就该心存感激。”崔是一个文学和电影评论家,她将哈维尔的作品翻译成中文,还公开发表文章倡议建立公民社会以抗衡极权文化。崔十分尊敬建国这样的人,但她也说:“真正的变化是在许多微小、被人忽视的地方发生的。创造历史的不是孤胆英雄和精英,而是社会运动。”
另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人物、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徐友渔,是政治改革的强力呼吁支持者,但他也曾对我说,他绝对不会做出CDP创办者们那种“傻瓜决定”。他说:“从政治策略的角度看,那是很愚蠢的。”徐对西方分析哲学和自由主义理论很有研究,强调行动之前“理性分析”的重要性。“也许他们急于创造纪录,想成为在共产党中国公开成立第一个反对党的人。如果这是他们的动机,这种人性弱点属于我可以理解和谅解的那一种。”和建国一样,徐当年也曾是红卫兵,他写的文革回忆录坦诚感人,深刻反思了自己青年时代的种种幻象。徐将回忆录题赠建国,托我探监时带去。不出所料,此书没能通过监狱书籍审查官那一关。
如果说徐友渔是教育者,建国则是实干家。CDP的所有成员都是实干家,但历史对他们并不慈悲。记得某位中国企业家说过:“走在众人前面一步的人是领袖,走在众人前面三步的人是烈士。”CDP的成员正是这样的烈士。我用“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中国老话来自我安慰。但建国有时确实象骡子般固执简单,对政治的看法非黑即白,漠视灰色地带,更别说中国今天的现状是如彩虹般多姿多彩难以名状。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会想起孔子对他的学生子路的评语: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现在,我觉得这两种态度都不大对头。我曾与林培瑞(Perry Link)谈起过魏京生。林培瑞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是一位出色的汉学家,而魏则是建国心目中的英雄,也是中国民运中一个传奇人物。1978年,魏只是一个28岁的电工,却居然有胆量在民主墙上贴大字报要求民主,直斥邓为独裁者。更为荒谬的是,魏因此被捕,罪名却居然是“泄露国家机密”,换来15年的刑期。漫长的监狱生活和疾病都不曾动摇魏的信念,刚获释放,魏立刻重新投入民运,不久再度入狱,被判十四年。两年后他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飞到美国,在那里继续与中国政府抗争。魏警告西方,不要被中国改革所迷惑,因为共产党永远不会改变其真正本质。但其实永远不会改变的是魏京生。随着时光流逝,许多魏当年的崇拜者都认识到魏对中国的看法是一成不变和简单化的。事实上,共产党远比魏京生身段灵活,更加能够与时俱进。
我把自己对哥哥和魏的矛盾想法告诉了林培瑞:我敬佩他们的勇气和深切的正义感,但很难赞同他们对自己观点那种近乎宗教式的确信。林培瑞说:“魏京生这种人就像北极,他们已经冰冻了,但他们代表着一极。”
我想:是啊,哥哥已经冰冻了,他的世界观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了。他将一堆巨大复杂犬牙交错的问题简化为一个万恶之源:共产党。结束一党专制,罪恶就会被根除。他被关进监狱,而他也把世界关在门外,充耳不闻那些可能动摇自己信念的声音,闭眼不看那个自相矛盾、模糊不定、却充满种种可能性的真实世界。但也正因如此,林培瑞说得对:象建国这样的人代表着一极。当然,那些将他关进监狱的人,是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我有一位在北京开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师朋友叫刘歌,就爱这么提醒我:“历史上所有现代化成功的国家,都是多党制的国家,所有顽固坚持一党制的国家,最终都将失败。结论很明显:民主使一个国家强大,独裁只会使一个国家失败。今天中国的统治者们想让中国变得更好,而且他们也的确干得不错。问题是他们至今无法面对自己丑陋的过去,无法承认正是他们从大跃进到文革,把中国搞得这样百孔千疮。他们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自信,所以接受不了象你哥哥这样激进的批评者。”
不过,我渐渐不愿只从中国政治这个角度来评价建国。我不愿把哥哥看作政治棋盘上的一个小筹码,而宁愿把他看作一个身有瑕疵但令人钦佩的人。哥哥身上有一种品质的确不同凡响:为了理想他可以拒绝妥协,并且不惜一切代价。一位美国作家朋友劳瑞.西格尔(Lore Segal),曾听我反复说起建国的事,于是有一天她就用2005年那部“企鹅的远征”的纪录片来打比喻。“企鹅是一种笨拙可笑的动物:肥胖,一根筋,步履蹒跚,常常一跤跌得嘴啃泥。但是,只要一到水里,他们的泳姿多么优雅美丽!你哥哥政治上的想法和作为很荒唐,但他的理想主义和他的勇气,因为如此纯洁而如此淳美。”
建国究竟是一个傻子还是一个英雄,也许这问题无关紧要。他行动的道德涵义早已远远超越了他行动的效果。通过坚守承诺,他已经求仁得仁,此生无憾。有一次探监时我对建国提起他的一位中学同学温铁军,如今是三农问题专家,最近还获得官方的特殊嘉奖。建国回应道:“那很好啊。他是体制内改革派,我是体制外的。有很多大知识分子可以用他们的知识推动改革。我没有受过足够的系统教育,但我们这样的人,也可以起作用。”说到这,建国向我微笑:“性格决定命运。你要记住:你哥哥是一个简单、老式、过时、固执的人。一旦我下定决心,我会坚定不移。”这几年来,他掉了许多头发,最近一次带状疱疹的发作在他前额上留下几块疤,但他的神色却比以往越发安详宁静。离刑满只有一年多了,建国开始谈论还有多少书他想在出狱前看完。“真的,这里其实不错,”他竭力让我放心,“我会在 2008年出去,如果那时你在北京,我们可以一起看奥运会。”我们谈起了几个在上海的表兄弟,都是一些成功的商人和律师。“我很高兴他们能这样成功,”建国由衷地说,“但是,人各有志。一个国家要想实现民主,总得有一些人甘愿为此流血牺牲。看看人家南韩,还有台湾,多少次的镇压,抓过多少政治犯。但是,一波接着一波总有人站起来,前仆后继,他们是用生命铺平了那条通往民主的路。”
在那一刻,建国目光坚定、姿态豪迈,似乎忘记了自己身在牢中。“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有13亿人口,我们总该有几个人愿意去做这件事吧。”
[此文英文稿原载美国《纽约客》杂志2007年4月号]

查建英:国家公敌(五), 查建英:国家公敌(六)

主题: 查建英:国家公敌(五)

“在日常生活里,英雄行为会显得不合时宜,”捷克异见人士Ludvík Vaculík在1970年代写过,“英雄主义只是在特殊情境下才被接受,但它不会持久。”天安门事件之后的中国印证了这些话。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仿佛恢复了正常。整个1990年代,新的市场改革启动了,人们的精力全都投向聚敛财富,党为了掌控公共话题设立了一套明确的导向(比如著名的“三T禁区”:天安门、台湾、西藏)。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知识精英群体分化了:一些下海经商,另一些――尤其是经济学者和应用科学方面的专家――以出售专业技能为政府或企业效劳。艺术家和学者们也纷纷努力适应市场。
渐渐地,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产生了,正如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一本书的标题所言:《告别革命》。这本书是由两位80年代的明星学者所著,一位是哲学家、历史学家李泽厚,一位是文学批评家刘再复。这两位都是八十年代思潮中影响极大的人物,而那些思潮最终导致了八九学运。
这两人都卷入了天安门事件,结果九十年代两人都居住在美国。然而他们的新书却对激进分子和革命者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回望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李刘二位观察到,激进的改革试验最终总是导致灾难或专制。中国太大了,它的问题太多太复杂,不能速战速决。渐进地改良,而不是激进地革命,才是正确的途径。在另一篇文章里,李甚至列举了四个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个人自由,社会公正,政治民主――中国走向全面现代化不可能逾越这几个阶段。换句话说,真正的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是两位聪明、理性并同情自由民主的中国人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很多聪明、理性的中国人当中有着广泛的共鸣,他们认同自由主义,却越来越不赞同激进改革的态度。尽管这本书是在香港出版,但是它折射出内地精英的态度在90年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新的共识是由许多潮流合力促成。在海外,严重的派系纷争侵扰了流亡民运组织,使之濒于瓦解。而在中国,公众生活的基调是邓小平的“不争论”――就是说,先忘掉意识形态论争、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一方面,技术官僚进入政治局掌权,推进市场改革,同时,意识形态宣传家们留守中宣部,压制着批评之声。
这期间,经济持续高速地发展,中国与国际市场接轨使得4亿中国人脱离了贫穷,一个新兴的富裕阶层开始出现在城市和沿海地区,这些地方的年轻人成长于流行文化与消费主义潮流,远离政治。作为经济繁荣的受益者,他们都是“挺中派”,民族主义在滋长。至于“民主”,倒真不知道这些年轻人会对这种问题有多少关注。
所以,当建国及其同道在1998年成立中国民主党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有看清政府的容忍底线,也没有准确地估测到国人的心理。最主要的是,他们缺乏深厚的社群根基,既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也未与精英阶层进行沟通,连与其他的自由主义者和改革者也极少联系。一些人,比如徐文立,有坐牢前科又坚持不服、拒绝妥协,结果被边缘化。他们具有勇气和信念,除此之外却乏善可陈。一些人,例如建国,曾去经商创业,试图做些“建设性”的事情,但一无所获。简而言之,他们是一批在新时代迷失的人。
起初去探监的时候,尽管建国不说,但我看得出他很在意外界对于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遭遇的反应,所以我努力传达给他一些我所能寻觅到的“正面消息”。他的眼睛会随之一亮,或者神色庄重。但随着CDP越来越少见于新闻媒体,我的任务也变得越来越艰难。2002年底,徐文立这位明星异见人士在圣诞前夕以保外就医被释放并立即飞到美国。这之后,有关其它C.D.P坐牢成员的报道几近消失。
有一次,在等候探视的时候我与另外一个家属聊了一会天,她是来看她弟弟的,他因为杀人被判了20年刑。“他开了一个餐馆,别人欠他的钱,”她解释说,“他太年轻、太冲动。”她问我:你哥哥做了什么,当我告诉她原委之后,她惊讶极了:“组党?”她盯着我上下打量仿佛我讲的是一个外星故事:“咱们国家还有政治犯啊,我一点不知道!我以为都是为钱关进来的呢。”最后一次我在主流媒体看见CDP被提及是在2002年三月,那是《纽约时报》周末杂志的封面头条。这篇文章写的是我的朋友约翰·卡姆,他曾经是一个美国商人,后来变成了一个全职为中国政治犯呼吁的活动家。此文以非常轻蔑的口气提到CDP,称它为“由几百个没有牙齿毫无打击力的成员结成的一个组织,所写的文章只是彼此读读而已”。
读到这段话,我的心都疼得抽紧了。被称作极权国家“颠覆者”,CDP成员们可以为此自豪。他们也可以原谅没有跟随他们站出来的同胞:他们之所以是英雄,正因为他们具备大多数人所没有的英雄气概。但对这讥讽他们无用而可笑的判决,他们会作何感想?这判决竟来自《纽约时报杂志》---民主自由的象征之一,而他们正是为民主自由的理想牺牲了一切!一群无牙无力的人写文章给彼此看:这话够残酷的,同时也说出了真相。事实上,他们之所以无牙无力是因为他们的对手太强大,他们的言论没有传播开去是因为这种言论在中国不被允许传播---但也许这些都无所谓。我真想大哭一场,但我不知道是为建国感到难过还是生他的气--- 他怎么这样傻。他坐在他那间狭小的牢房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而世界早已风云变幻弃他而去。

查建英:国家公敌(六)

“你不能说世界已经遗忘了他,”约翰·卡姆坚持对我说:“我就没有!我一直在关注你哥哥的事。”说这话时,我们正在北京一家酒店大堂里喝咖啡,约翰来访中国时在此下榻。
约翰·卡姆的中文名字叫康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人权推销员”。他曾任香港美国商会主席,是个收入优厚的商人,有专职司机替他开奔驰,有女仆和位于高尚住宅区的私宅。但在1990年代中期,他放弃一切,投身为中国政治犯呼吁的活动。他长年频繁往返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频频会见两国高官权要,利用自己所有资源---无可争议的数据、广泛的个人关系网、连哄带劝的游说、名人效应、讨价还价---来确保中国政治犯这个话题不会被人淡忘。
约翰是个声音洪亮的大个子,有着平易近人的幽默感和天生的社交魅力。他也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有传教士般的使命感,言谈充满圣经警句般美妙的韵律。比如他会说:正义之河,急流直下,道义之川,强不可阻(意译)。对我关于探视建国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约翰提出过很多意见和指导。如果说建国得到了比其他一些政治犯更好的待遇,这大概要感谢约翰的关注努力。但是,约翰也承认,在由各个西方政府及民间组织合力编辑的政治犯年度列表上,建国的名字已经消失了。我曾问约翰,假设他身处建国的处境,他会怎么做。约翰沉思片刻,给我讲了一个20世纪四十年代末麦卡锡时期,发生在德国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身上的故事。布莱希特当时住在美国,被美国众议院的“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讯。布莱希特出庭作证,澄清他毫不同情共产主义,委员会为此感谢了他的“合作”。随后,布莱希特立即飞往欧洲,最后抵达东柏林,对他刚在美国传讯席上的反共证词毫不惭愧。“如果我被捕了,我会像布莱希特那样做的”,约翰对我说:“我会撒谎来保住我的小命。然后我还可以拥有我的生活!”
我叹息了。在我心中,约翰为营救那些他素未谋面的异国人士而放弃自己的优越生活,实在是一个美国式的英雄。如果像他这样的人也会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来不至于陷身囹圄,为什么我哥哥却一定要如此固执?一点一点的剥去那堵墙,难道不比用你的头去撞它要更有实际意义么?
我所听到过的对建国最严苛的评论却来自于他的生母。“这不是勇敢,”钟阿姨曾这么对我说,“这是狂妄和愚蠢。他从小就有英雄情结。问题是他并不是英雄。他是一个想当将军的士兵,可以冲锋陷阵,但没有将军的才智。”钟阿姨年轻时是一个美丽的女人。1957年,她被打成右派,失去职务,在牛棚里劳改多年。现在的钟阿姨已经是一个鬓发斑白、70多岁的小老太太了,她笑容和善,但是腿脚时常浮肿发痛。尽管对共产党已不存幻想,她还是认为变化只能慢慢发生。在钟阿姨眼里,CDP的所作所为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她曾经试图说服建国不要卷入CDP,提醒他对于自己家庭的责任。建国却用一句经典回应:“忠孝不能两全。”钟阿姨对建国的执拗彻底死心,在他被捕之后的头两年里都没有去探望过他。
建国对他母亲也同样不满。一次,钟阿姨和我一道去探视,两人轮换着和建国通过电话交谈。钟阿姨说到中国太大了,不能变得太快,现在情况逐渐改善,很多事情都在变好。我看到建国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他终于开口说了几句话,钟阿姨便匆匆将电话递给了我。我一拿起听筒建国就语气激动地说:“我不想听她说话!越听越生气!”
那次探视之后,我给钟阿姨讲了韩东方以前跟我的一次谈话。韩东方是一个工会活动家,在八九事件后被关押。我们碰面的时候,韩已经定居香港多年,主持一个关于中国劳工问题的电台热线节目。作为异议人士,韩的声誉无懈可击。他在狱中两年受尽折磨,染上重病差点死掉。但他不曾屈服,毅然绝食抗议。韩一点不像我见过的其他中国异见人士,他衣着时尚,举止得体,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且对自己的过去和弱点颇有反思。韩对中国异议人士群体有不少批评,包括他自己在内。“咱们还是别谈这个话题吧”,韩对我说,“对这个群体我没什么好话可说。”韩认为很多中国异议人士太自我膨胀、自我中心,“这是一种病,但我们中的许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不过,韩又说,最好不要对正在坐牢的异议人士讨论这个问题。“为了熬过监狱生活,你必须调动全力,不断自我激励,确信你自己就是一个英雄。你需要这种心理上的自大甚至傲慢来支撑你的精神。你此时绝对无法承受自我怀疑。”
钟阿姨表示接受韩东方的这些意见,她答应不再和建国讨论政治。“我只是希望他能顺利服满刑期,健康出狱。”钟阿姨边说边摇头:“出来以后,也许咱们能和他好好的谈一谈。我希望他能改变他的思维方式,不要再进去了。”

查建英:国家公敌(三), 主题: 查建英:国家公敌(四)

主题: 查建英:国家公敌(三)

开黑车的司机是一个敦实的男人,长着一张饱经风霜、粗犷的脸,穿一件油乎乎的便宜外套。三年前那个下午,我走出监狱小卖部时,他正斜靠在一辆捷达车上抽烟。我是那天最后一个离开的探视者。他看到我,就猛吸了最后一口烟,甩掉烟头。
“幸好你还在这儿,”我进车之后对他说:“否则我就得走很远去坐公交车了。”
“我等着你呢。”他边发动车边简短地回答。
我告诉他我在城里的地址。他说:“三十块钱。”我说行,我们就上了路。在那条长长的沥青路尽头,车向右拐弯,开过大堆的建筑材料上了一条公路。从后视镜里看得到不远处一排高大的筒仓耸立在天空下。尽管离城不过40分钟的车路,这里到处都是旧工厂、瓦砾堆、工业垃圾、面临拆迁和“发展”的半荒芜的农庄。我十七岁去插队劳动的村子离此不过几里路。
和每次探视之后一样,我的情绪疲惫而孤僻。我合上双眼打起瞌睡来,直到一阵尖利的喇叭声把我惊醒。睁眼一看,四周都是汽车,我们已经下了高速公路陷进市区的车流中。车几乎是在蹭着走。大约是下午4点,堵车高峰期开始了。
“你探的是你哥哥吧?”司机忽然问。
我从后视镜里看着司机:“你怎么知道的?”
“噢,我跟二监的人很熟,我父亲以前在那儿工作。你哥是民主党的,对不对?”
“你知道他们?”
“知道,他们想搞多党制嘛。他判了几年?”
“9年,他已经坐了一半了。”
“有没有减刑?”
“没有,因为他不肯认罪。”
司机朝窗外啐了一口:“他们根本就没罪!但是坐牢管什么用?他有没有跟吾尔开西他们联络联络?”
我吃了一惊:吾尔开希是八九学运中一个很有煽动力的学生领袖,在美国流亡数年之后,现在住在台湾:“当然没有!他们怎么可能有联系?”
“那你肯定认识一些外国人吧?你应该叫你哥哥出国,和那些在美国和台湾的人聚聚。最重要的是得弄点枪!你怎么才能打得过共产党?只有武装斗争啊!”
“您这观点倒挺有意思,”我试图掩饰自己的惊讶。“不过那样一来中国肯定又要流血打内战、天下大乱。”
“那才好呢!”司机说。
我很震惊:“可真要打起仗来,最大的受害者还不是老百姓吗?”
“老百姓现在已经是最大的受害者了!”司机回答说,一脸愤怒。“你就看看北京吧――当官的和富人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们过的又是什么样的倒霉日子。”
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我们堵在长安街上,司机跟我说了他自己的经历。他在一个工厂里干了20多年,开始当车工,后来当卡车司机。几年前,工厂破产倒闭,所有工人被解散,只得到了微薄的遣散金。
“他们总得给你一部分医疗保险吧,”我说。我想起我的三个高中女同学,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她们以前都是工人,都在40多岁的时候因为厂子倒闭被遣散,但后来他们全都找到了新工作,钱比以前挣得还多,其中两个甚至还买了房子。
“那保险屁都不值!”司机回答。“真生了病根本报销不了。我现在就怕得病,一病就完蛋了。给他们干了20多年,现在他们就这样把我们给打发了!”他又朝窗外啐了一口:“你看城里这些高楼,满街的餐馆,都是为有钱人准备的。像我们这样的人什么都买不起!”
在长安街的两旁,新的高楼大厦和巨型的广告牌屹立在晦暗的天空之下。要论建筑和设计,这个新北京的大部分外貌就像实现了某些地方官的现代梦。北京城里显然有很多钱,很多人生活得比以前好很多。但是贫富鸿沟也拉大了。我想,建国这种人也许正是这位牢骚满腹的司机这种人所期待的领袖吧。至少他们可以聚集在社会公正的旗帜下,发泄自己对中国现状的愤怒。

主题: 查建英:国家公敌(四)

尽管六四屠杀唤醒了建国,那一年他却面临着更紧迫的事情:他得谋生!从法律上说,建国和他妻子都是没有身份的“黑人”:没户口,没房子,没工作。更糟糕的是也没什么技能。有一段时期,他们投靠亲戚,在建国的弟弟建一开办的一所成人教育学校里做临时工。建国看大门,他妻子当会计。学校办得挺成功,主要是做英语考试的补习课程。六四事件之后,学英语变得更热门,TOFEL成了申请外国学校的关键所在。建一很快富了起来。这个角色反转实在令人尴尬。两兄弟个性完全不同:在秉性严肃、胸怀大志、刻苦耐劳的建国身边,建一从来像个长了一张漂亮脸蛋的“小混混”:逃学、泡妞、有钱就花在下馆子和享乐上。但在九十年代的乱世里,游戏规则迅速变化,这位“花花公子”却如鱼得水。一开始,他想让建国帮他共同经营学校,但建国拒绝了:他宁可把时间花在阅读和思考上,看大门的好处就是有的是时间。“他老想救中国,可他连自己都救不了!”建一曾这样跟我议论建国。我真不知道建国给这么个弟弟打工干活内心到底是什么感受。
这份工作建国没做多久。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建国频繁搬家,从一处房到另一处,从一份工作到另一份工作,大多是办公室和公司杂役。他似乎觉得自己的阅读和思考已经相当充足了,该试着干点大事了。1992年后,社会上刮起一股下海热潮,建国也开始折腾起一联串的生意。他倒卖过煤,办过炼油厂,还生产过一种新型稠酒饮料(我尝过,那味道实在不敢恭维,喝起来就像止咳糖浆),做过商业培训。但无一例外,他总以关门大吉或者辞职不干收尾。到1997年夏天,他被捕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有过好几回破产记录了。他的个人生活也很混乱,和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的妻子离了婚,又和稠酒厂里一个年轻漂亮的内蒙女孩再婚。这第二次婚姻维持了不到一年,就和他的生意一起垮掉了。最后建国结束了动荡的生活,和他女儿继红住在了一起。
那时,继红早已改名为慧怡。这女孩上了一所普通的大学学习酒店管理,把时间都花在看通俗小说、和女友聊天上面,但她却是个极有孝心的女儿。1998年她毕业后,在高档的京伦饭店找到一份前台的工作,马上把每月工资的一半交给父亲花。建国实在不是经商的料,这一点父女两人心里都明白。那年,建一病死于恶性脑瘤,把他在北京的房子留给了建国。建国总算有了一块可以称为自己家的地方。有了家,加上女儿的经济援助,他终于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那年8月,我收到建国一封长信,笔调怅惘,充满忧思和怀想。建一死时年仅44岁,对建国显然是个震惊和打击。“他走了,我也更紧迫地感到人生的苦短,”建国写道。“昨天是我47岁生日,我剩下的20-30年也会一晃而过?”他开始回首自己的往昔:“我一生心强命不强。几十年来,我一直与命运搏斗,咬紧牙,不流泪。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民主理想,退党;为自由理想,辞职,再辞职;为爱情理想,离婚,再离婚。至今是一个在思想上、事业上、经济上、感情上的 ‘漂流者’……现在中国市场低迷、萧杀,企业多数不景气,中国也在风雨漂泊中,不知走向何方,吾辈何时才有揭竿而起的机会?”
我记得当读信时心底涌上隐隐不祥之感:建国一点没变啊。在一个四处出击、四处碰壁的生意人的内心,埋伏着一个造反者,他在等待着新的宏伟大业和又一轮时机的到来。
我并不知道,建国那时已经找到了他决心为之献身的宏伟大业。几年前,他遇到了一个叫徐文立的人,徐当年是铁路上的电工,也是“西单民主墙”时期的民运老将。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短暂的解冻期,当时,在北京市区中心的西单路口,人们用大字报的形式在墙上张贴了各种油印的政论、海报、散文、诗,这些大字报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和讨论,直到1979年末当局出来整肃和清除了西单民主墙。当朋友把徐文立介绍给建国时,徐刚在监狱里关了十二年被放出来。两人激情澎湃地谈论中国政治,但一开始他们也策划着一起做点生意。其中一个想法是开家租车公司。他们做了一些市场调查,还自封了两个人在公司里的头衔:徐将任董事会的主席,建国任副主席。但这个策划后来也没有了下文:徐指望的投资最终没能到位。
1998年初,中国的环境异乎寻常地宽松——政府正谈判加入WTO;克林顿总统来访。于是各省各地持不同政见者的小群体们跃跃欲试,乘机筹划成立一个反对党,名字就定下来叫中国民主党(C.D.P)。徐担任了民主党北京支部的主席,建国担任副主席:当初经商没能用上的头衔,这回两人把它用到了更崇高的事业上。不知是因为无比的英勇还是出于天真,民主党人们决定公开地做一切事情:他们前去民政局为C.D.P.申请注册,在网络上发表声明和文章,和外国记者交流。开头几个月政府容忍了这些行为,但克林顿走后没多久,6月,形势急转直下,第一波逮捕和审判开始了。徐文立被判13年。建国虽未被抓,但每天有4个安全局的人跟着他。他接任民主党执行主席,并且坚持活动:他召开会议力劝剩下不多的C.D.P党员们稳住阵脚;他在网上发表声明,陈述他的政治观点并要求释放徐文立和其他被捕同仁。1999年6月,当警察最终逮捕建国时,他早已一切准备就绪。那一阵他甚至随身带着一支牙刷。

查建英:国家公敌(1,2)

查建英:国家公敌

北京市第二监狱位于这个城市的郊区,驱车过去,单调乏味的路上看不见任何标识。入口隐在离公路大约0.1英里的后方,我通常要不断提醒出租车司机留意左边的岔道,不然很容易错过。拐进岔道,第一眼看到的,是一扇暗灰色金属大门,沉重,镶白瓷砖的拱形边框。门内站着挎长枪的警卫。四周的高墙盘满了电网,最大限度的安全设施。在紧邻大门的等候室,我把钱包和手机放进带锁的保险箱,然后出示证件,等候传唤。多年探监下来,警官们都认识我了,但仍对我保持着职业性的疏远。我探视的是我哥哥查建国,一位民主志士,他以“颠覆国家罪”被判处九年有期徒刑。
建国于1999年夏天被捕,消息传来的那个时刻在我脑海中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正站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郊外一个朋友家的厨房,喝着现磨的咖啡,浏览那天当地报纸的头条,那是一则关于中国刚刚测试发射导弹的新闻,据说射程可达阿拉斯加。消息最后一段报道了建国的审判。我感到一阵惊讶和愤怒。与此同时,作为他的妹妹,我深感自豪:建国的所谓颠覆行为,是在中国协助组建了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党(C.D.P)。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敢于组建和注册一个独立政党。这一切,建国和他的同道们是以完全公开、和平的方式去进行的。现在他们为此进了监狱。
七年前我刚去探访的那段经历相当艰难。每次我都必须申请特别许可。三十分钟的会面,两三个警卫一直在建国和我的两侧陪伴,包括一个专职监管“特别”囚犯的 “特管处”官员。入狱前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两年之前,建国身上的变化令我震惊。他剃了“犯人头”,穿着灰底白色斑马纹的粗棉囚衣,由于严重的沙眼和感染,他的两眼汪着水,手和脸都是浮肿的,指甲呈紫色,明显严重营养不良。我们面对面坐在一道厚厚的有机玻璃隔板的两边,通过电话听筒交谈──电话竟然是鲜亮的蛋黄色,就像儿童用的玩具电话。那些日子,我们的交流似乎紧迫而又意味深长。最初几次探视后,我会见了监狱长,他是一位年轻人,出人意外地彬彬有礼。(“你以为我们都是青面獠牙的恶魔吧?”他笑着对我说。)我跟他讨论了很多有关建国健康状况的话题。几个星期内,我的两个最主要的请求有了结果。建国乘坐一辆重兵押送的封闭厢车,离开监狱前往一家不错的市立医院,在那里接受了身体检查。随后,他被从那个关押着11个杀人犯的嘈杂牢房,转移到一间不那么拥挤、比较安静的囚室。
四年前,我迁回北京,为中文杂志撰稿,并在一所学术机构工作。去北京市第二监狱探监,成为每个月的例行事务。我试着和坐在等候室“书桌”后的图书检查官谈天。亲属可以给被探视者带书,但必须经过检查官一一把关,所有“不适宜”的读物会被当场退回。任何可疑的政治读物都有可能被拒绝,但一本《哈维尔文集》却通过了:检查官盯着封面上这个神色阴沉的洋人头像看了半天,却不知道此人是谁。
“会见室”是一间毫无特征、整洁的大房间,几排固定在地面上的天蓝色椅子安置在有机玻璃隔板的两边。你可以看见外面精心修葺的花园,两个心型的花床。更远处,是一排灰色的水泥筒子楼,囚犯们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他们每个星期放两次风,每次两个小时的户外活动。)你甚至看得见看守领着囚犯,一字排开,从那些楼远远地朝这间会见室走过来。
几年下来,我渐渐变成了众多探视亲属当中的普通一员。虽然电话仍被监听,但警卫早就对监视我和哥哥失去了兴趣。时间过得飞快。建国和我像两个不常见面的老朋友一样聊天。我一般先是询问他的健康和大致状况,再报告些亲朋好友的近况。然后,我们可能会谈起他最近阅读的书,或者讨论一下新闻热点,比如伊拉克战争、2008北京奥运会的筹备。有时我们甚至会小心谨慎的交流对中国政治现状的看法。最后,我会列一张购物单。监狱允许每个犯人每月拥有80块钱(大约 10美元)的零花钱,前来探视的家属也可以在监狱小卖部购买150元的额外食品。这是出于安全考虑,同时也是监狱的一项收入。建国常要我买一盒蔬菜饼干。他在狱中学英语,一位以“台湾间谍罪”被判十年徒刑的囚犯常给他些指点。这台湾人的妻子离开了他,从没人来探视。此人特别爱吃这种饼干。
最初几年,我常会问建国他到底有没有挨过打或受过伤。“我和这里所有警官都处得很好,”他告诉我,“他们只是奉命行事。他们都知道我为什么进来的,从没有碰过我。我号子里的犯人全都互相打过架,除了和我。他们对我都挺尊重。”他还告诉我:点名时若喊他“犯人”,他从来拒绝答应,看守们也就算了。他反对这种称呼,是因为他根本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罪。他也拒绝干所有囚犯都得参加的体力劳动,比如包装一次性筷子或者类似杂事。但看守们也就随他去了。
一位家族朋友告诉我,建国可以通过医疗假释离开中国。我征询了建国很多次。他不愿意。“我不会离开中国,除非我的进出自由得到保证,”他坚持。我不再问了。建国再三提起那些持不同政见者流亡海外的困境,在天安门事件后,他们失去了政治影响力。“一旦离开中国这块土壤,他们能起的作用就很有限,”建国说。但是,在窄小的牢房一坐就是九年,政治影响力又有多大──尤其是大多数国人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
这话我终究没忍心说出来。中国大陆的媒体没有报道1999年C.D.P事件。很少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在海外,也只是当时有一些媒体的报道和人权组织的抗议,但法轮功事件一出来,这桩公案很快就被淹没了。蹲了将近八年大牢之后,建国依旧坚定无悔,但早已被世人遗忘。

主题: 查建英:国家公敌(二)

我父亲的第一次婚姻留下两个儿子,建国是长子。他七岁那年,父亲离婚,娶了我的母亲。尽管建国随我父亲,但是我和他之间相差八岁,童年记忆中关于他的印象非常模糊。按当时流行的习俗,建国上了一所寄宿学校,只在周末回家。瘦高而沉默的他,一直徘徊在我们家庭生活的边缘。
当时离婚在中国并不常见,无疑给建国童年留下了阴影。我母亲还记得,有时候建国回家睡觉,她听见他躲在被子里抽泣。多年后,建国在狱中书信中形容那些周末像是“去别人家里做客”,感觉自己像寄人篱下的“林黛玉”。林黛玉是古典小说《红楼梦》里的悲剧女主角,从小父母双亡,寄居在舅舅家里,和自己的表姐妹们竞争爱情和关怀。但他母亲——我叫她钟阿姨——说建国从小就胸怀大志。钟阿姨第一次给他讲岳飞的故事,建国仰头看着她,含着眼泪说,“可我太小了,当不了岳飞!”她很震惊。“我没希望他当岳飞啊!”她告诉我。
也许钟阿姨希望建国成为一个学者。毕竟,这个男孩并非成长在军人家庭,他身边都是学者和艺术家。父亲是一个哲学家,钟阿姨从事歌剧研究,也是一名编剧。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大学副校长,母亲是画家,曾拜师齐白石。但建国在一封狱中来信里却形容小学生活“平淡无奇”。给他留下生动记忆的只有一件事:一个周日下午,他在走回学校的途中遭遇暴雨。他用热烈的语言回忆了一路上怎样和狂风暴雨搏斗,在天地茫茫空无一人的街道上,他全身湿透,却感受着滚滚雷声和金色闪电之壮美,以及最终到达学校大门时心头的狂喜:他战胜了漫天暴雨狂风,而且是独自一人!
建国不仅阅读量极大,并且是一名出色的围棋手。13岁的时候,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当时北京一所精英寄宿学校:人大附中。但他天性桀骜不驯。学校生活太多限制,他却不喜屈从琐屑的权力。在这个阶段,他开始崇拜毛泽东。他认真阅读了毛的传记,试图模仿伟大领袖:冬天冲冷水澡,读哲学,思考,和朋友们辩论政治和社会的大问题。他平生第一次政治行动是给学校领导写信,攻击死板的课程设置和小资情调的内容。建国至今为此自豪:在文革爆发之前,他就已经挑战体制,而且是单枪独马。
我的温馨童年也随着文革的暴风雨结束了。父母被打成“臭知识分子”和“反革命”,家里被抄得底朝天。我按照新政策就近入学,小学里大都是工人子弟,下学回家的路上常有同学冲我扔石头,甚至从楼顶上朝我家阳台上丢粪便。建国却在社会动荡中茁壮成长,成为学校里一派“红卫兵”的头儿。他很少回家,回来时则全副红卫兵时髦打扮:褪色绿军装和军帽,衣服口袋上别着毛像章,臂上戴着红袖章。他高大魁梧,面相英武,在我眼中宛如神话中的人物。见了他我有时羞涩得说不出话来。
两年以后,1968年,建国和一群红卫兵去了内蒙古。他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造中国农村。我父母为他饯行:记得那天家里挤满了红卫兵,高谈阔论,大笑,吃东西,我母亲煮了一锅又一锅的面条,父亲坐在书房里沉默地看着这些年轻人,好像坐在别人的房子里。17岁的建国显然是核心人物,举手投足就像一位战争前夜的年轻指挥官。他告诉朋友们:父亲的藏书里,看中什么就拿走什么。很多书就此被“借走”,包括我母亲青年时代最喜欢的书《包法利夫人》,此后再无影踪。
钟阿姨去火车站送他。火车启动,她朝儿子挥手。“但他表现得好像我根本不在那。他只是不停的喊:‘毛主席再见!’”她告诉我。“他中文革的毒太深了。”
那时候,成千上万的城市青年去了农村,但并非人人都有真信仰:有一些迫于压力,要表现自己的“革命热情”,另一些则因为城里无业可就。农村的贫穷和落后令人震惊,大部分知青都幻灭了。1970年代中期,文革热度减退,知青纷纷回城,当工人,或者到大学读书,不过当时读大学不是通过考试,而是看政治出身和政治表现。
建国不在其中。他在内蒙古农区干了七年,当了村长,很受农民欢迎。他干农活是一把好手,喝起白酒来抵得上当地人。他和一个北京同学结了婚,她为他留了下来,两人一起在农村过着自己的日子。村民们虽然对建国尝试的各种“革命实践”毫无兴趣,他诚实温暖、慷慨大度的个性却赢得了他们的友情和爱戴。
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建国的女儿出生。建国为她取名“继红”。接下来的几年对中国来说是转折关头:邓小平开始掌舵中国,使它转向改革开放。废弃十多年的高考恢复了,我是通过考试进入大学的人之一:当时我下乡不满一年,这个转变来得恰是时候。但建国似乎仍旧执着于以前的时代。他把一张巨大的毛主席像镶上黑纱,悬挂在家里墙上,他常常在像前独坐很久,陷入沉思。他妻子后来告诉我,大约有两年时间,建国都在悼念毛泽东。
建国最终接受了当地县政府的一个职务,为县委书记巴图工作。起初巴图很赏识这个北京小伙子的才干,可建国后来却批评起巴图来,认为他的一项政策损害了农民利益。在县里一次千人干部大会上,建国当面指责,让巴图下不了台。他很快被免职,在审查中被定为“四人帮走狗”。他被隔离关禁闭,只能看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书。两年后,巴图升迁它地,建国才被放出来。他在地方上先后当过各种小干部,但从此再没受到提拔重用。
1985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念比较文学,暑假回国时去内蒙看他,坐了18个小时的硬座火车才到了一个尘土飞扬的小车站。在车站等我的那个人,看起来和其他赶着牛车卖瓜卖土豆的当地农民没什么两样。他穿着很土,一口当地口音,甚至养成了没事就蹲着的习惯。他的动作和眼神迟缓,一举一动都流露出久居一潭死水的穷乡僻壤的印记。
建国的妻子最终说服他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1989年初了。她是个实际的女人,不能接受一辈子在农村过穷日子的命运。是她在贫困的岁月里把建国最后一件红卫兵纪念品——一面褪了色、印有他们那个造反派标记的旗帜缝成了被面。现在她决心不让女儿变成农民,可对于建国来说,返回北京等于给他20年的精神历程划上了屈辱的句号。改造农村的革命理想成了虚妄的幻想。他没有改变农村,自己却被改变了。
建国回到北京没有几个月,天安门的学生游行就开始了。每天去广场听演讲和唱歌,看新一代学生造反派在行动,建国既震动又感动。二十年前,“红卫兵”的神是毛,而现在的理想青年们穿着牛仔裤和T恤,树立了一个新雕像:民主女神。
我那时住在北京,每天都去广场。我们碰到的时候,建国很少说话,不过看得出他内心思绪万千。一天下午,我去见一位广场上的活跃人物,约了他一起去。朋友对我笑脸相迎,请我进他们的帐篷,一群学生领袖正在里面开会。建国跟在我身后刚要进去,朋友却皱着眉头拦住了他:“不行,你不能进来!”我解释说,这人是我哥哥。朋友听了大吃一惊。北京生北京长的建国,如今看起来却像一个十足的乡巴佬。而1989年,领导民主运动的是城市精英。我朋友的势利态度明确告诉建国:靠边站吧,这可不是你的革命。
没过多久,那场革命不再属于任何人。天安门抗议者们在6月4日的遭遇,表明了公开挑战体制的人会是什么下场。屠杀之后,所有政府官员都被要求去看望几位住院士兵——“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英雄”,以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小说家王蒙,称病住院躲过这一要求。他迅速下台了。
在那个春天,《人民日报》记者们曾在长安街上举起过一幅著名标语:‘我们不想再撒谎!’那个时刻弥足珍贵,它表达了群体的勇气。两个月后,他们被迫再次撒谎。一位《人民日报》记者向我描述六四后的清查运动是如何进行的:每个部门都要开会,每个人都必须参加,每个工作人员都必须说明自己在整个事件中每天都在做什么,然后对官方的结论表态。他回忆起十七年前那个场景:“每个人都照做了--没有人敢说不。那种耻辱你能想象吗?我们所有人马上被彻底击垮了。”
在记者和知识分子中间,短暂的兴奋变成了压抑和恐惧。很多人退出公共舞台,转向私人生活。(有一些,比如我,去了美国或者欧洲。)很多学者转向冷僻的研究,于是在1990年代初出现了国学热。我的一位朋友,某杂志主编,曾经主持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论坛,此后一段他把注意力转向古典音乐和饮食研究。
建国对共产党和毛残存的信仰在6月4日彻底崩溃。在政治上和个人生活上他进入了一个漂泊时期。

2007年5月18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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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筹)二00七年五月十五日紧急呼吁

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筹)二00七年五月十五日紧急呼吁
二00七年五月十五日紧急呼吁

我党陈树庆先生自去年9 月14 日被浙江当局非法关押至今已有240余天,目前噩耗传来,陈树庆为抗议当局长期羁押,于5月1日开始绝食。我党对此深表关注,对当局非法行径表示强烈抗议!

陈树庆先生追求民主自由,捍卫人权,致力于国中的法治和社会进步,勇于监督政府和执政党,敢于讲真话,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是坚强的中国民主党党员。陈树庆先生为人通情达理、行为正直、坚持原则,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警方起诉意见书认定陈树庆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主要证据是他写的《捍卫谁的主权》、《应该释放许万平》、《一份反民主、反法制的纳粹主义判决书》、《中共入人权理事会伊始便侵犯人权》等篇文章。认定他涉及到"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内容有:一、"我们要的是实行多党制的民主法制,使人民能够选择执政党组成政府来捍卫他们人权的主权。我们
决不要那些篡夺人民主权、用国民的生命和幸福作赌注去捍卫一个领袖,一群贵族,或一个政党私利与特权的封建法西斯主权";二、"中共执政五十多年来,专利(长时间垄断政治、经济和社会一切资源)、行暴(如六四屠杀)、虐(因言治罪、政治迫害)、奢(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傲(假大空的愚民宣传) ";三、"中国民主党以民主为信念,讨还和捍卫人
民与生俱来的各项人身、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争取民意之支持,以期刷新与改革各种制度与机构";四、"不允许一部分人当然的专政(掌握国家政权),另一部分人当然的被专政(被统治甚至被压迫与镇压)"。此外还有"为民主党党章提修改意见","组织杭州地区维权绝食活动"等所谓的罪名。我们认为,,陈树庆先生要煽动颠覆的是封建、专制和特权,要
宣扬的是民主、自由和人权。作为一个中国民主党人,他只是讲了他该讲的话,做了他该做的事。他的文章言之有理,论之有据,他所有的言行,均是现行法律应该保障的公民权利。
陈树先生无罪是显而易见的,继续关押他是对社会正义的颠覆,是对人类良知的背叛,是对现行宪规定公民应有权利的藐视。杭州市检察机关两次退回补充侦查也证明了陈树庆先生的无罪。因此,我们要求杭州市检察院独立办案,摆脱来自法外力量的非法干涉,对陈树庆先生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由于绝食,陈树先生的身体受到极度摧残。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筹)紧急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自由的国家及其政府、议会和各国媒体,海内外的全体民运同仁,请你们共同来关注陈树庆先生的安危。

我们也再次呼吁胡锦涛先生、温家宝先生,请你们责令浙江地方当局立即释放中国的良心、民族的脊梁陈树庆先生。

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筹)

二00 七年五月十五日

发起人:李任科 廖双元 , 陈西 全林志::就朱虞夫父子被非法刑拘事件致浙江官方函

就朱虞夫父子被非法刑拘事件致浙江官方函

发起人:李任科 廖双元 , 陈西 全林志

最近一年来发生在浙江省的一连串事件,令我们感觉到,浙江省正在打造一个官方与民间严重对立的社会:一边是官商勾结的压榨机制联盟的人,一边是由普通老百姓组成的被压迫群体;一边是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一边是由无权无势维护自己权利组成的弱势群体。这说明,你们并不是在 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平等互助、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的和谐社会,而是它的反面。

自去年 起, 浙江民主党人陈树庆,著名异议作家力虹、绿色观察组织发起人谭凯,同情法轮功的池建伟,还有著名行为艺术画家,维权人士严正学先生等等都被你们投入了牢狱。

最近,浙江民主党人朱虞夫和他的儿子又被你们以妨碍公务罪刑事拘留。事件的背景是杭州公安驱赶到杭州打工的外地民主人士,以非法的手段严防当地民主党人与之接触。我们要问:浙江的官员要把浙江省领向何方?浙江的官员究竟在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冲突不断的社会?一个外地公民到浙江省打工,会会朋友,就要被当地警方驱除,公民还有自由迁徙权吗?

与你们那里不同的是,仍然是近期的事,重庆的官员汪洋可以容纳"中国历史上最牛的钉子户",辽宁的官员李克强正率先进行"户籍制"改革,上海的官员可开始能够在繁华的街头接纳"小商小贩"。尤其是官方的强力机关,4 月19 日中国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在新闻发布会上,就新闻自由、舆论监督为专题,发表题目为"让舆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的文章。着重强调舆论监督权力的意义,声称要让媒体"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当好政府的' 啄木鸟' ,帮助政府发现问题,改进工作,纠正失误"。中国大陆各个地方政府都在纷纷创建和谐社会,逐渐在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敌情观",我们贵州的地方政府也在与时俱进,在此,我们贵州民主党人也深有体会。建设一个责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创新型政府、法治型政府、人权型政府,和以追求公平正义的目标为己任的政府是当下时代对过去"以官为本"的中共的要求,难道浙江的官员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吗?

朱虞夫先生所作之事是在维护浙江地方的文明形象,以免你们丢尽了浙江地方的脸,丢尽了共产党的脸,丢尽了大陆中国政府的脸。朱虞夫父子所为是在维护人人都有的公民自由迁徙权,这种自由权利权你们也有份,难道你们要放弃这种公民自由权利,任由权力者绑架、虐待、关押、毒打、驱逐?朱虞夫先生是什么样的人,你们比我清楚。他不过就是一名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得执著的人,是一个不愿虚度年华热爱生活,热爱亲情的人,是一个有责任心、有良知、有正义感、有信仰的人,是一个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秘书长,全国筹委会筹委。

请你们听听他的心里话。他坐牢出来后,表示:"现在我更坚定了!出来后,要把里面的经历告诉全世界,然后我可能还会去坐牢,用坐牢来告诉全世界,中国人的政治生态。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会同情我们,都会看清这个社会,这个社会不改变,我想这是人类的灾难。"这种语言只有爱祖国爱人类爱得深刻的人才能说得出(当然,只爱某一个党派的人是愤怒这种说法的)。朱虞夫先生还说:"对于这种不尊重人基本权利的社会,对这样的政府,你能放心它吗?你能放松对它的警惕吗?你能不免受它的威胁吗?在有自由民主的地方,自由民主像空气一样,可是在我们这里,我们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就是我这几年所看到,所经历,所想到的,你们怎么能忍受这样的社会?!"朱虞夫就是这样的人,自青少年起憎恶专制独裁(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专制独裁),探寻民主政治道路。这样的人难道就值得你们浙江官方恐惧害怕?过去的国民党政府,搞阶级专政的前共产党肯定恐惧害怕,今天提倡建设和谐社会的共产党不应当恐惧害怕。

我们希望浙江官员跟上时代的步伐,摒弃敌视弱者、敌视其他阶级、敌视其他党派、敌视思想异议者、敌视维权人士、敌视法轮功、敌视批评和监督政府的自由撰稿人的"敌视一切不满分子的态度"。走出"激进革命党人"的癫狂病态症状,进入一个平和、宽容、温柔敦厚、理性、有良知的正常人生活中来,不要再犯将被时间、社会公义证明是罪过的事。

连署人:李任科、廖双元、陈西、全林志、李伟、刘树蓉、杜和平、孙光全、徐国庆、张新佩、吴玉琴、申有连、吴郁、陈德富、张重发、马桂荣、邓浩阳、曾宁、蒋杭莉、胡晓玲、田维学、 王东海、徐光、王有才、林辉、昝爱宗、温克坚、戚惠民、来金彪、高海兵、王富华、王荣清、王荣耀、杨建明、吕耿松、萧利彬、张祯宗、范子良、高烨炬、万珍、赵力、吴之光、席传喜、邹巍、刘进成、余铁龙、余元洪、楼裕根、单称峰、张道昌、陈振龙、徐江姣、郭四妹、池美英、朱瑛娣、董谨、刘福利、任伟仁、沈利虎、沈正义、金才元、钟正相、苏元真、胡俊雄、田永德、郭少坤、孙立勇、邓永亮、邓太清、杨在新、张鉴康、薛振标、陈国彪、郑应民、黄小玲、林炳强、南光亮、南光存、张义才、陈渭湘、王莉芳、马小兵、池美珍、程云惠、董敏、叶孝刚、刘向阳、向奇伟、李树伟、丁岳平、蒋福、 陈晓昶、毛国良、毛奇峰、吴高兴、程凡、周骏义、张中政、崔公展、沈建明、王杭立、刘世遵、姜力均、武中立、李锡安、王凤山、丁贵荣、方月松、张金林、蒋彦明、褚吉明、陈映映、章诒达、刘逸明、郭永丰、天理、古清儿、唐宇、茜文、莲娜、丽莎、艾琳、蕭揚、邱更耀、孔子明、沈家龙、

温克坚:中共地方Vs中共中央

温克坚:中共地方Vs中共中央

最近,中共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主导了一场牵涉面广泛的地方人事调整。上海、浙江、天津、陕西、青海、山东都地省委书记大换班,更多的人事调整也已经箭在弦上。

人生无常,官场更无常。韩正代理书记的位置刚刚坐热就失去了,随着习近平升迁而自然产生政治期望的浙江本地政治力量,现在却要面对一个谁也不清楚来历的新的一把手。其实,各地地方政治力量面临的情景基本大同小异,一副快糊的麻将,却要推倒重来,重新洗牌.这种窘境和难堪引发的内心感慨,大概是官场外的人很难想象的。中共的密室政治导致了这么一个事实:官员的留任、升迁、降级和出局,不但普通公民没有发言权,连身在高位的省部级官员也对自己的政治命运没有多少把握的机会。他们也如同一颗棋子,进退完全由别人操控。而这个别人,都带着“中共中央”的印记。

发生在中国转型关键时刻的这一轮人事调整,将带来怎样的政治后果,还有待观察。不过,在中共地方政治力量日益增长和中央强人政治不再的背景下,中共高层这种蔑视地方力量的老大姿态,这种用密室规则强势主导地方政治布局的做法,必然与由来已久的地方主义之间、更与逐渐抬头地方政治力量之间引发冲突,是值得人们关注的.虽然还没有爆发公开的冲突,但内部的博弈却时有发生。而每一次博弈几乎都无法达到双赢的结果,所以,中央和地方之间不断积累着制度性的张力和矛盾.无论是十多年前的陈希同还是去年的陈良宇,两位政治局委员的倒台,绝非栽于腐败,而是栽在向新党魁叫板。

在拙文《分解共产党》中,我曾经简单的描述过中央和地方的这种冲突。迄今为止,这种冲突还没有表面化,中共对外依然保持一个整体形象。然而,中共系统的构成部分之间的摩擦却越来越激烈,整体效能越来越低。我希望通过这篇文章继续探究地方和高层之间政治力量的消长和博弈,来推演社会演变的一些可能路径.当然,由于中国的政治信息黑幕,这种摸索基本上就是盲人摸象,请读者审慎辨析。

一、“中共地方”的出现

中共最近20多年演变的一个显著的趋势,就是地方势力的逐步崛起。这个地方,主要指的是发达地区和政治中心的省、直辖市、自治区这个层面,这个层级的党内职位重要性显著飚升。在非正式用语里,地方省委书记往往被称为地方大员或地方诸侯。中共改革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放权",地方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经济的空间和动能。20多年下来,经济上地方势力已经坐大,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和山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占据整个经济的半壁江山,为地方政治势力的成长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从中共的权势结构图中,可以清晰的感受到这个变化。中共十四大,没有中央委员的名额有一个省,只有一位的有十个省,两位的有十五个省,三位的有四省.到了十五大,除云南只有一名中央委员之外,各个省份基本都拥有了两名中央委员.再到16大,不仅每个省份都有两名或更多名额的中央委员,而且地方大员第一次占据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近三分之一的名额。

但是,这个地方政治势力并不是通常意义的地方势力,所以他们在中共权力格局的权重增加,也具有鲜明的中共特色:地方政治势力的大员构成是清一色中共成员且往往是非本地的,那些没有中共标识的地方力量被排除在权力架构之外,因为,在中共制度下,迄今为止,其他的政治力量一直非常脆弱。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地方政治力量的合法性来源并不是当地民众授权。事实上,当地民众没有渠道参与授权,也谈不上对地方大员的监督和约束。虽然是地方政治势力,却带有隐蔽的外来"殖民"色彩.因此,更准确的说,这些政治力量是中共的地方势力,是跟党中央对应的党地方。跟中共的党国体制相对应,地方的行政机构也是"政表党里"。因为,中国从上倒下的行政体系皆来自党的授权,政府仅仅是党的傀儡。对于地方政治势力而言,党中央通过独占地方大员的任免权来操控地方。凡是不听话或敢于向中央叫板的地方大员,或迟或早要被调离或倒台。

中共地方政治力量的生长有很多原因,主要原因在于:极权主义向威权主义的演变,中央强势领导人的式威和地方自主的经济利益的快速生长,必然带来地方的社会地位的复兴。这从社会舆论对广东、江浙、上海等地的高关注度中即可发现。在传统的极权主义模式下,只有党中央,没有党地方,地方政治人物是中央的代理人,甚至是代理人的代理人,以忠实的执行中央的意旨为唯一任务,地方力量在中共主导的政治机器中被扁平化为无足轻重的存在,无法生长为真正的地方力量,哪怕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方力量。与政协、人大这样的政治花瓶毫无区别。

然而,近三十年的经济社会变革,使得地方势力从中央的代理人和衍生品,逐渐转变成为具有相对独立利益的地方集团,成长为掌握一定经济社会资源的自主性机构,也就是地方政治不再空心化。当然,地方政治力量的重要性并不是均等分布的,上海、广东、北京、江浙、山东等地方无疑比青海,云南等地方力量重要的多。

不过,地方政治力量虽然逐渐成长起来,并且拥有独立的财政能力和地方利益,但在政治上却不具备必要的正当性。首先,中央仍然牢牢掌控地方的人事任免权,其次,地方和中央的关系没有明确的规则和法律的约定。换言之,在一个变化巨大的新的社会情境里,中共还没有提供一套规范化的操作系统来有效规范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党中央和党地方的冲突和博弈也就不可避免。

二、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中中央控制力越来越弱

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来自二者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的明显差异。中央喜欢搞大一统,喜欢全国一盘棋,而地方则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全国的棋局不感兴趣;中央喜欢搞政治,喜欢宣扬意识形态,制造某种新理论或某种新话语,树立一些不合时宜的人物典型。而地方政治力量则相反,在他所属的局部政治空间里,他不可能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冲动,他每天都要面对具体的问题,要求他们务实而高效地解决问题。即使被中央胁迫而不得不卷入政治话语体系,他们的态度基本是敷衍性的、形式主义的。比如,最近几年来,中共高层不断发生"理论抽风"运动,从江泽民的三讲、三个代表和以德治国,到胡锦涛德保先运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八荣八耻等,都是中央高层抽风,地方被迫跟进.而在私下场合,地方干部对于这些政治运动的厌恶跟普通人没有两样。

毫无疑问,到目前为止,在这场博弈中,政治博弈是中央占据着制高点,因为中南海拥有更丰富、更致命的政治斗争武器。人事任免权,政策制定权,反腐败权,垂直管理等等,都是“中共中央”的垄断标识,更是中南海驯服地方的政治法宝。在这些中央标识的法宝背后,是作为中央工具的一整套专政机构,中纪委、安全部门,秘密警察、甚至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机构都对地方政治势力进行监控。

中共建政后,这些招数都被频繁地使用过.比如,通过省委书记的轮换,干部异地任用制度来抑制地方人脉资源的扩张.;通过直属管理,从最开始的银行、工商、税务、烟草、盐业、海关等市场和经济监管部门,到国土、环保等宏观调控部门,来控制地方的经济自主权.

但是,这些工具也都由其天然的局限性。比如人事任命权,虽然中南海可以随意调整省委书记,却无法掉换全部省委成员,更加要命的是,由于制度性的诱因,空降到地方的省委书记也要入乡随俗,也要被自己的主要利益所决定。所以,到任后过不了多久,空降大员也变成屁股指挥脑袋的地方利益集团的一员,嘴上紧跟中央,而实际上必须维护地方的利益和政治空间。

虽然,垂直管理在某个领域可以剥夺地方的管理权,但是中央需要为此承担管理的责任和后果。面临今天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态,垂直管理意味着风险的向上集中.过多的中央集权必然伤害经济发展。在中共合法性系于经济发展的今天,地方官员的最主要的政绩指标就是地方GDP,如果因中央相关部门管得过细过死而延缓了经济发展,中央也无法承担由此带来的政治后果.

三、党地方如何博弈党中央

在这个博弈中,党地方有哪些手段和选项呢?

很显然,在政治领域,地方势力是相对的“弱势”群体,没有对中央说不的本钱。但是经济社会利益分立的现实,必然要求地方政治势力学会和中央进行适度周旋.同时,现在所谓的中央,其权力来源,既不是来自打江山所形成的魅力领袖,也不是自下而上的党内民主的生成结果,所以,中央的合法性是有缺陷的,政治权威是可疑的。

更重要的,今日中共的整体利益已经分化为各个利益集团,其整体利益已经名存实亡。如果说,在毛时代,毛泽东代表着中共的整体利益;那么,邓时代,中共利益已经分化为邓小平集团与陈云集团;江、胡时代,高层几乎已经找不出具有号令诸侯的权威了,寡头政治的格局已经形成。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利益分化的社会格局下,“全国一盘棋”的时代已经不再。

在今日中共内部的生态中,中央的背后是特定政治势力在挟中央以令诸侯,各类权贵利益集团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各地方政治势力依托于高层的不同寡头,特别是涉及到地方经济利益的博弈,地方势力与中央博弈起来,不说是理直气壮,起码已经很少有心理障碍。问题只在于,党地方如何更有效地博弈与党中央。

有了这些跟中央博弈的利益激励和道德勇气,地方政治势力的实力其实也不容低估。

1,地方政治势力往往可以利用执行的便利,选择性地执行中央的政策,这就是通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符合地方利益的中央政策或指示,地方就加大执行力度,甚至就是过度执行;而不符合地方利益的中央政策或指示,地方就可以大搞表面执行而实际不执行的形式主义,通过层层折扣和稀释,最终将中央指令化于无形。

2,地方也可以利用就近占有的信息优势,通过筛选后的上报信息来愚弄中央。比如,为了获得更突出的政绩,经济没搞好的地方可以给上报信息中兑水;而为了地方利益的保存,经济高度发达的地方可以让上报的信息缩水。至于其他方面的中央政策,地方上报执行情况的信息时,基本上以地方利益及其乌纱帽为选择标准。

3,地方可以利用中央制定政策本身设定留下的自由裁量权来便利行事。比如,当中央绷紧政治紧箍咒时,地方往往采用"政治包装主义",及时地包装上中央的政治色彩和材料.什么是科学发展观,怎样建立和谐社会,地方政治势力只要在话语体系里多个前缀,实际执行起来完全依靠地方的自主权。在这方面,一个杰出的例子是江苏华西村的吴荣保。几十年政治风云变换,在地方主义的保护下,他总是能紧跟中央形势,把中央的话语体系转变为他有效控制一个村庄的伎俩.他的名言“用形式主义对付官僚主义”就是中共政治潜规则的写照。连一个小小的村支书都具备的本事,中共那么多经过官场历练的地方政治势力,还不掌握得炉火纯青!

4,地方政治势力也可以套用中共自己制定的规则来对抗中央。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各色红头文件,通知,规定,等等层出不穷,但其中之自相矛盾和混乱,相信不是一般人都能想像。正所谓:“中央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因此,地方政治势力完全可以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近年来,“中央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已经变成舆论中常用句式,恰好说明了中央权威及其控制力的每况愈下。这其中,既有地方政治势力的抵制,更多原因可能是中南海政令的自相矛盾、混乱错位和难以操作。

5,地方政治势力还可以通过合纵连横来共同对付中央。古代用来预防地方政治势力结盟的方式,比如,异地为官制度现在已经不起作用.地方政治势力们不但有了方便的沟通方式,还有了名义上完全正当的相互交往方式,比如考察、招商引资。更重要的是,经济上的区块,比如,长三角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等等,地区经济联盟已经形成.共同的经济生态,不仅使地方政治势力享有共同的利益,也使他们具有类似的政治诉求,这些政治诉求,也许主要表现为经济政策的诉求,比如,可以预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税收的优惠、土地政策、房地产政策等等,区域间多个地方诸侯经过协调共同与中央博弈。时至今日,燃油税推出之所以一再拖延,就在于它没有充分顾及地方的既有利益,遭到了几乎所有地方的强烈反对。与此同时,新的区域联盟形式也在不断,比如,市长联盟等形式已经出现,为地方政治势力提供了越来越多样的政治串联机会。

如前所述,当今的中共是一个复杂的联合体.所谓的中央也是多方利益的缠绕体,各种政治斗争从未间断.高层的权力斗争和中央地方的博弈可能会"交叉感染".高层派系斗争会在地方政治层面展开,地方政治势力也会主动和中南海特定力量进行结盟,进行利益输送和利益共享.这种"交叉感染"的一个后果是,地方政治变成了中央政治。----而这恰好相悖与民主体制下的政治箴言:任何政治都是地方的。这种政治争斗的复杂化,使得中央整肃地方势力的手段受到约束,效率大打折扣.作为中共体制的局外人,我们缺乏对体制内部权力博弈的亲身体验,但是从偶然阅读到的新闻报道如腐败记事,还有高官的私下牢骚,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博弈故事是如何精彩纷呈,花样百出。

四、博弈的后果

党中央和党地方这种非规则博弈可能会有哪些后果呢?

首先,公共目标的偏离。如果我们抛开意识形态的偏见,承认中共中央和各地方所指定的政策出发点是公共利益,那么这些博弈使得这个公共目标变成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中央不顾地方的差异化和多样化的现实,不顾地方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追求,屡屡使得那些充满“美好愿望”的宏观政策转变为权力的罪恶.中央利用政治手段,用非常规的手段来打压地方主义,必然严重地破坏了地方政治生态的正常发育.另一方面,地方主义的发展抵御和缓冲了中央权力的蛮横,有利于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改革以来,凡是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区域,除了中央的政策优惠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是地方的“不听话”,而地方的“不听话”往往蕴含着丰富的制度创新。只要地方的“不听话”能够带来经济高速,那么主要依靠GDP来支撑合法性的中央也只能“赦免”。

但是,在缺乏舆论监督和民主制约的当下中国,地方主义的恶劣发展也是近年发展主义陷阱的主要诱因,比如,投资过度造成大量浪费,环境恶化变成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行政割据和保护主义致使统一市场无法形成,GDP主义带来地方公共治理缺位和公共产品的稀缺

这种非规则博弈也加速了既有体制各部分的离心倾向。对于体制内一部分政治精英来说,官场生态过于险恶,因此吸引力降低,一些有道德自律和职业伦理的官员开始向官场告别.前几年发生在浙江的部分高级官员下海现象,就有这方面的背景.而对于另外一些政治精英来说,由于黑箱政治的存在,政治前景无法预期,因此,政治荣誉诉求大幅度降低,而非政治的利益诉求急遽膨胀。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不再是青史留名的政治激励,而是一夜暴富的经济激励。官员们通过“准合法”和非法的手段牟取暴力,自然成为切近的更加可欲的目标。于是,贪污腐败遍布官场,民生和社会发展成为牺牲品,公共领域更加黑暗。

不过从政治后果来看,中共地方的出现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权力博弈,也许是极权主义国家转型的必经之路。从理论上来说,极权主义政党搞党内民主是天方夜谭。因为,极权体系意味着权力无法分享,一个极权体系只能有一个权力中心,所以,一党独裁必然导致个人独裁。而随着极权主义的逐渐衰弱,权力核心开始分解,多个寡头之间的平衡代替个人的一言九鼎。尽管,寡头们之间的权力平衡极为脆弱,但是由于“体制翻船”的成本太高,而窜谋和妥协的成本比较低,所以,只要不出现大的突发事件,这种脆弱平衡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从现行的中央地方的权力格局上看,地方势力的抬头使得权力多中心格局加入了地方一极。也就是说,在高层寡头之间的博弈外,也呈现出中央-地方的多中心状态。这种权力构架下,中央控制逐步衰竭,制度运转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地方政治势力的"越轨行为"随时可能出现。加上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民间社会的不断扩张,中共之外的社会力量已经独立生长,任何偶然性事件都可能引发席卷全国的运动,民主运动随时可能登场。

从各国转型的经验来看,独裁制度内耗的增加和效能的降低,以及对原来既有的公共政治目标的偏离,既是独裁体制最后阶段的通病,也是民主化动力积累的阶段。即使民主化并不是中央和地方政治势力所愿意选择的中国政治远景,中共也必须改善现有博弈规则。对于维护中共政权的稳定来说,有规则的博弈显然也符合中共利益。

站在中共中央的立场,如果承认地方主义崛起不可避免,那么就有必要追问原来政治观念中许多默认设定的合理性.比如,中央权威的不容质疑性,中央干预地方的天然合法性,权力布局的大一统观念,中央掌控地方人事任免权,等等。所有这些观念,本质上都是极权时代的政治思维,中共既然已经没有能力走回头路,那么必须反思这些极权时代的政治规则。在经济社会发展形态越来越复杂的今天,一些全新公共议题的出现,使得中央权威必须从经济社会领域收缩,地方自主性越来越突出,多元格局将取代大一统模式。中南海必须重新设定和地方政治力量的关系。中央必须认识到,中南海并不见得就比地方高明,很多时候中南海非但不可能解决或解决不好地方的问题,中南海本身就是难以摆平的最大问题。

对于一个转变中的极权政党来说,现在谈党内民主有点天方夜谈,至多是口惠而实不至的政治秀。但党的地方自治却未必不可尝试.在此意义上,中南海给予地方让度更多的自主权力,通过党章设计出中央和地方的权威分享制度,在政治中增加透明性和规则性,应该是认真对待的选项。

站在中共地方政治势力的立场,中共的地方政治力量迟早需要面临一个选择.地方为了把握自身政治命运,避免成为中南海的棋子,除了上面提到的博弈外,最可取的无疑是增加地方政治力量的合法性,使得地方政治势力扎根在地方,正如神话里的大力士安泰,只有脚踩在大地上才有无穷的力量。地方民众无法有效支持的政治人物,再能干也是如浮萍在水,中南海的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得无影无踪。因此,在既有的制度空间和可能性之下,开明的地方党政领导应该尽可能的开通地方民众的政治参与通道.只有借助民意,才能对中央的密室政治作出某种有效的反制。

固然,在当前的政治现实下,这种政治尝试是有风险的,却未必是决无可能的.比如,设立民意的表达和采集的平台,适度放开新闻管制,允许本辖区内更多的民间自治,让民营资本发挥越来越大的社会作用(比如民间慈善),等等。只有这样,当地方官员被上面的政治风暴所扫荡的时候,民众才有机会和可能为地方领导人出来说话.而且,风险总是和收益相伴随。在特定的政治情景中,这种风险是对一个从政者的政治品格和智慧的真正考验。象俄罗斯的地方官叶利钦那样,如果他没有在那个关键的时刻站出来,前苏联的转型历史恐怕要重写。

站在民主化的立场,需要认真对待中共中央和地方权力运行的摩擦及其制度性困境,民主化的推动者应该未雨绸缪,设计出一套可以整合各方权力和利益的现代制度框架,把集权体系下的地方诸侯转化为民主制度下的地方自治架构。

中国的民主化必须在中共失败的地方成功。想当年,毛时代的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失败,催生出以市场化和私有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看现在,中共独裁体制在管制地方上的失败,也有可能催生出地方先行的自治民主。


注释:
(博讯2007年4月26日 转载)

作者:温克坚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是国防军还是雇佣军——三论军队国家化

是国防军还是雇佣军——三论军队国家化

吕耿松

前段时间,笔者所在的社区里的老百姓在纷纷议着一件事:军队离退休干部每月加薪1700 元,外加一次性领取住房装修费10万元。百姓们为此忿忿不平,大骂这批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又在巧立名目吸吮老百姓的血汗。笔者经过多方了解,证实确有其事。联系到以前媒体披露的胡锦涛给军官大幅度加薪的报道,看来共产党为了挽救摇摇欲墜的统治,正在大力收买军队,要把中国军队变为雇佣军了。

雇佣军与"党军"

雇佣军最早来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曾雇用强悍而好战的马其顿人保卫自己的首都,后来罗马人也从日耳曼部落招募雇佣军打击来自东方的侵略者,保卫自己的帝国。 15 世纪以后,一些西欧国家出现了较发达的工商业,国王通过税收得到了雄厚的财源,开始雇用国外的军人建立听命于自己的军队,于是雇佣军在欧州盛行,比较有名的是意大利雇佣军、瑞士雇佣军和南德意志雇佣军,在东方还有"雇佣军专业户"廓尔喀军团。雇佣军有两个特点:一是"为金钱卖命、为战争卖命",打仗是一个谋生的职业,谁出钱就给卖命。二是不分国籍、不分阶级,没有政治目的,通常情况下雇佣军大多是外籍人。共产党的军队从理论上来说是"无产阶级军队",是政治性最强的军队,跟雇佣军根本沾不上边。但随着共产党的腐败与日俱增,军队的腐败与也"与时俱进",这支党军也差不多变得跟雇佣军一样,极其贪婪,以致中共只好抛开"党性",用钱来喂养。

综合各种媒体的消息,中国军队自1993 年启动军队薪资改革以来,第七次进行加薪。6 月9 日中央军委召开会议,通过了2006 年解放军工资调整方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装备部及总后勤部已联合发出《军队工资制度调整改革方案实施办法》,军队 各级干部最低工资( 不包含地区补助) 如下:排职2241 ,副连2380 ,正连2590 ,副营2840 ,正营 3232 ,副团3684 ,正团4268 ,副师4969 ,正师5674 。另外从明年1 月份开始执行新的地区补助标准:主要分两类,一类是艰苦地区驻军补助增加;另一类是发达地区驻军补助增加。如北京、 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的地区补助将调整至每月1100 元。解放军现役军官的工资主要由基本工资和津贴两部分组成,其中基本工资由职务工资、军衔工资、基础工资和军龄工资四项组成。据了解,这次加薪军龄工资由原来的每年增加1 元调整为每年增加10 元,基础工资由原来每月230 元调整为600 元,军衔工资则平均增加约三倍,职务工资则平均增加约两倍。另外,正师离休增加 2400元左右(事实上比杭州老百姓听到的要高得多)。消息一出,一些青年军官欢呼:" 党中央、中央军委英明!感谢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关怀和厚爱!"仔细分析一下这个工资调整方案,不难看出,解放军和武警士兵在这次加薪中没有受到多少实惠(一年军龄 10 元,三年军龄只有30 元,五年也只有50 元),受惠的是那些高级军官,而在中国军队师以上高级军官中,大部分是太子党成员。特别是那些离退休的高级军官,不劳而获地要多拿每月两千多元的薪水,还要一笔拿走10 万元的所谓住房装修费(其他地方可能是另外名目)。这些青年军官如果冷静地想一想,就不会盲目地高兴了。因此,确切地说,共产党此招不是在收买雇佣军,而是在收买"雇佣军队长"。历史证明,一个政权要靠雇佣军来维持,这个政权肯定是不长久的;一个国家要靠雇佣军来保卫,也是保卫不了的。而一个国家要不受侵犯,一个政权要长治久安,唯一的选择是军队国家化,军队受国家的节制而不是受政党的节制,受典章制度的调度而不是受"雇佣军队长"的调度。收买"雇佣军队长"的做法,实在是下下策。

触目惊心的腐败

1993 年我被开除工作后,一位朋友介绍我认识一个浙江省军区的连级军官。这位军官说他认识浙江省政府杨秘书长,让我去找杨秘书长,进浙江省参事室工作。我说,象我这样的异已分子,被公安机关开除,怎么能进省政府呢?他说他与杨秘书长关系很好,有办法。于是我们两人约好一起到杨秘书长家里去。碰面时他见我空着双手,十分吃惊,说:"怎么,你没有带礼物?!"我说:"我一向没送礼的习惯,再说现在共产党正在宣传反腐倡廉,如果送东西,反而害了杨秘书长。"他说:" 你们教书的人真背时,这样两手空空人家怎么帮你办事?"接着他给我上起"课"来,说他如何从一个初中毕业的农家子弟混到军区后勤部的连级军官。在认识他以前,我的朋友曾向我夸口说他多少能干。接触后我才知道,所谓的能干,就是会送这送那,把老父亲在田里挣来血汗钱都送光。他告诉我,在部队里,不会送东西的人是没有"前途"的。这使我想起一位派出副所长跟我聊天时讲的一件事。这位副所长刚从部队转业回来,原是个营长。他说,现在去当兵,口袋里得起码揣上五千元,否则的话,轮不到好差使,也入不了党。当两年兵,吃两年苦,不如不去,他绝对不会让他的儿子再去当兵。从这两位基层军官的谈话中可以得知,"人民军队 "的腐败跟地方上一样,甚至超过地方。

关于军队的腐败,中国媒体是从来不披露的。但近年来随着网络的发展,在国内的一些论坛上,在海外媒体上也可以看到有关中国军队腐败的报导。6 月29日,新华社破天荒地发布消息,证实了海外报导的原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已经被拘捕的消息。中共官方对王守业的指控,包括"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索贿、受贿"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据多维新闻网报导,北京军方消息人士告诉《多维月刊》,王守业贪污和挪用以及受贿的金额,其实不止一亿六千万,而是高达三亿元,而他的直接后台和拍档,其实就是身居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高位、兼任江泽民办公室主任的贾廷安中将。该消息人士说:"王守业的钱,其实也是贾廷安的钱,没有贾的支持,王守业敢这么大胆吗?而贾廷安背后,显然就是江泽民"。据透露,王守业案涉及解放军高级军官多人,包括少将四人,大校七人。目前这些涉案的高级军官,已有五人被责令退伍,六人遭降级处分。根据中共官方媒体香港《文汇报》透露的消息,单从王守业在其北京、南京两处寓所,查抄到人民币现金就达 5,200万元,美元现钞 250万。在其办公室发现的私设小金库帐号内,有存款 5,000余万元。据称王守业交代,他还以福利为名,给同僚分发近 2,000余万元。 (chinesenewsnet.com)

且不说王守业贪污受贿3亿元,成为中国最大的贪官这件事,单就王守业在五个单位包养五个情妇,最后又抛弃情妇,被情妇们联合起来举报 58次这件事,就足以说明军队的腐败触目惊心。最早揭发王的情妇姓蒋,她和王守业发生关系生下一名男婴后,王令她谎称与他人所生,并叫蒋退伍。据说蒋提出要数百万补偿,王只答应给一百万。二人因此决裂后,王又威胁蒋的安全。蒋就到中央军委、海军司令部上访告状,但一直未被受理,拖了两年多。蒋又串联王守业另二名情妇,联名给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写了 58封举报信,每天风雨无阻地站在北京海军司令部大院门口附近散发传单。事件终于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军委纪委、军委法制局联合对王守业展开调查。王守业犯案时间是从 1995年至 2001年之间,当时他担任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部长和全军房改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守业在这段时间,主持建造了耗资十多亿元的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大楼,他每年进帐数千万元。而正是在这段时间,竟有四年被评为"优秀党员"、"优秀干部",还立过两次三等功,并在 2001年升任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军衔从少将晋升为中将。也就是说,这段时间,王守业是在犯罪中升官、"立功",又在升官、"立功"中犯罪(这是也大部分中共官员的成长过程)。面对这样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身为机要员、秘书之类小人物的王守业的情妇们,要想扳倒王守业谈何容易?知情人士分析,要不是江泽民不识相,赖在中央军委主席的位置上不肯走,要不是此案涉及到贾廷安,胡锦涛还不至于出此招,因为象王守业这样的人,在军内决不是少数。前几年有个资料说, 中国军队各级大小贪官,窃走公款三千亿元。前不久有媒体报导说,目前解放军有1700 名军官因贪腐受到审计。从王守业案子看,这个数据应该不会虚假。

中国军队的腐败,除了贪腐外,还有经商和走私。任何一支军队,都是以军为本,以武为本,但中国的军队却以商为本,以教(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入荣八耻"等说教)为本。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浙江省军区的军官,在部队是负责经商的,所以他的" 满腹经纶"都是行贿受贿。据一些复员回来的军官和士兵的看法,在部队里最红、最吃香的人是替部队搞创收的人,这一情况跟我原来所在的单位差不多。在军队里,练兵的不吃香,在学校里,教书的不吃香,反倒是那些"不务正业"的人即搞创收的人吃香,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怪胎。

在远华走私案中,大家都知道有"红楼"这样一座建筑,那是中国腐败的象征。另有一座与"红楼"相媲美的云南省军区招待所,它的名气没有"红楼"那么大,但也曾红极一时,可以说它是中国军队腐败的象征。该招待所设在昆明西南郊西山风景区,占地三万平方米,是1993 年建造的。招待所内有大小舞厅10 个,酒吧、餐厅16 个,有两栋古色古香的住宿大楼、20 多幢独立别墅,是军官和省高干及其子女吃喝玩乐的"黄窟"。全国各地的军官出差到昆明,也都要求到西山区开开眼界,享受一番。省军区招待所聘用了两百多名貌美的未婚女青年担任服务员,有来自艺术院校的、来自省军区卫生学校的,也有从学校刚毕业或刚参军的女青年中挑选出来的。这些服务员被分为三个档次作"五陪"(即陪舞、陪酒、陪游、陪休假、陪作秘书),月薪三千至八千元。来招待所玩乐的军官,按级别由不同档次的服务员陪伴。该招待所由省军区从经营经济实体中支付,再加上省政府从税收中拨给军区参加城市建设的经济补贴,每年开支达一亿多元。也就是说,军队经商办实体得来的钱,除被贪官中饱私囊外,还用来逍遥快乐。这样的军队,一旦有战事,如何担得起保卫国家的重任?

说到走私,有人形象地把"人民军队"称为"人民商队",军队动用它的飞机、舰艇进行公开走私。据香港媒体报导,上世纪90 年代,在黄海海面上曾发生过公安、海关缉私人员与军队走私人员的"黄海炮战",造成87 人伤亡。一百年前,中国军队在黄海海面上与日本军队进行过激烈的交战,虽然战败,但以邓世昌为代表的中国军人在日本侵者面前视死如归,在炮弹用尽的情况下,用"军舰拼刺刀",将日本旗舰"吉野"号撞沉,在中国战争史留下了气壮山河的一页。一百年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军队却因走私与政府的缉私艇在同样的地方进行炮战。据说公安和海关缉私人员 13名阵亡者中,有一位是邓世昌的嫡玄孙。如果属实,邓世昌他老人家岂不要在九泉之下哭泣?

军队、武警、公安经商和走私之风在朱镕基当政时被压了一下,后来江泽民跟军队上层作交易,据说收敛了许多。但实际上,军队、武警、公安的收入不仅没减少,反而是"与时俱进",这里面到底有多少黑幕也只有天晓得。四川军阀刘湘说过:"商人怕军人,因为军人有枪杆子。其实,军人也怕商人,因为商人有洋钱。商人没有枪杆的保护,便感到有生命危险,而军人没有洋钱,也就没有饭吃,同样有生命危险。所以,我希望枪杆子与洋钱合作,把市面搞好,彼此都有利。"中国目前的情况,就是"枪杆子与洋钱合作",如今军队的首长,和老板没有什么区别。

刘湘说"希望枪杆子与洋钱合作",理由是"军人没有洋钱,也就没有饭吃"。但今天中国的军人决不会没有饭吃,特别是那些高级军官,不少人是巨富。如原 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董良驹一个人就拥有豪华轿车15 辆,在全国名胜之地有豪华别墅9 幢。1998年 11月中旬,中央军委、中央军纪委在北京西山召开的军委生活会上,国防部长迟浩田说:"从 94年以来,军队所办经济实体的资本、收入,有百分之八十被高中级干部私人挪走,每年军费中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花在高中级干部吃喝、外游、修建豪华住宅、购买轿车等上"。可以说,如今中国军队的领导人,比刘湘要富有。

平心而论,中国军队的士兵和下级军官是苦的。在《 中国将军政要网》上,一位网友说:" 现在当兵多苦啊,不过跟偏远山区普通工人比肯定还算可以。每年休假,外出,探亲就象蹲监狱放风一样。当了一辈子兵最后连个窝都搞不定。还想建设强大的军队,要是还不长工资我想没几年没几个来当兵了,真正愿意在部队工作的也就是那些农村大学生吧。"这位网友看来是个基层军官,他要求增加工资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合理的。另一位网友说:" 偶是29岁副营转业的,在部队仕途还算顺利。促使自己要求转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面临军地收入的差距,心态不能平衡。回来后虽然工资单上拿2500多,但奖金、补助加起来,每月5000有余,已经买了 30W的房子,再努力几年,车子也会有的。想想还在部队奋斗的弟兄们,应该加薪了。"从上面两位网友反映的情况来看,军队要求加薪的理由是两个:一是士兵太苦,二是基层军官工资与地方上公务员或企业的白领的收入相比,心态不能平衡。这主要是个社会公平问题。当前,工农兵仍是社会上收入最少的人,国家应当提高这部分人的收入。至于那些高级军官收入本来就已很丰厚,不应该再加薪了。但事实却相反,官越大,加得越多,差别越拉越大。如果说将军和士兵的收入原来是十比一的话,那么经过加薪后变为一百比一了。军队加薪后,地方公务员也忙着加薪了。这样一来,有权力的阶层都利用权力来给自己加薪,官越大加得越多。这些薪水从哪里来,当然是纳税人的。因此,从实质上来说,军队干部和公务员的每次加薪,都是在喝兵血和民血。

被抛弃的雇佣兵 ——中国的退伍军人

有观察家认为,中国军队这次加薪,动因来自近几年来退役军人的不但上访。当局借口安抚退役军人,给予一点点小恩小惠,随后顺着这个借口,自己趁机大大捞一把。由于共产党把军队当作自己的雇佣军,所以普通军人在退役后,共产党就不管他们的死活,特别是士兵和下级军官,根本就不管。这就激化了当局和退役军人之间的矛盾。中国军队以前实行军官
"转业"制度。军官退役后,政府会为他们在地方上安排工作。但在上世纪90年代,解放军总政治部出台了一个军官退役办法,让退伍军官领取退役金之后自谋职业,身份等同于普通工人和农民。到了21世纪后,中国军方对这种把退役军官完全推向社会的政策进行了修改,保留退伍军官的干部身份,退伍军官不仅可以享受医疗、养老保险以及住房方面的福利,还能领到一笔可观的退役金。但是,这使在这个政策出台之前的退伍军官感到很不公平。目前这批退伍军官在全国大约有两三万人。可以预料,这次加薪后,感到不公平的人会越来越多。

上世纪 80年代,戍马边疆20年的正营级军官王龙智复员回到河北老家,上级安排他到一家国营企业工作,为此他去找国营企业主管局的办公室主任李世一。李世一暗示要他送三千元。王龙智送了一千多元,并请李世一到自己家里吃饭,李世一带了姘妇到王家一起吃。在王龙智去厨房拿菜的时候,李世一对情妇说:"今天我们吃了他的,要是他不给我们三千元,我们就把他的档案放到柜子底下去。"王龙智正好把菜端上来,听到这句话后,气得发了疯,他大喊大叫地跑出去,爬到一所中学的房顶上,准备往下跳,幸亏好多人围过来,把他劝了下来。但李世一并没有受到处分,继续勒索王龙智。一个月后,王龙智终因无法忍受李世一的勒索和污辱,爬到高压线电杆上触电身亡。这是一起比较典型的中共地方官员廹害退役军人事件。 中共内部资料表明: 1999年复员、退伍、转业军人因对安置问题不满而上访、闹事的就有 73200 多人次,其中包围、冲击地方政府的有73 次,而导致流血冲突的多达27 次。

2000 年3月,河北省发生过2000多名退役军人暴动事件。3月 16日,河北保定、衡水、邢台、张家口、承德等五个地区共40多名复员、退伍、转业军人代表到达石家庄,向河北省安置办公室请愿,要求当局立即落实有关文件中关于复员、退伍、转业军人的安置事宜。出面接待的河北省办公厅副主任不但不承诺解决问题,而且趾高气扬地用语言相威胁,说这些退役军人是"非组织活动 "。这些退役军人代表听见那个省府官员张嘴就用" 非组织"活动相威胁,全都怒火攻心。有人立即冲上前去,揪住这家伙的脖领质问:"你坐在办公室里舒服,一手拿公家的,一手拿私人的,说话不知道牙痛!可我们还得养家,还得吃饭,逼到老子们没路走了,就只好拼命啦!"代表们吵嚷著"见省委书记、见省长! "很快,该官员招来了武警,想用枪杆子镇住请愿者。可这些老兵又谁没见过真枪实弹,几个武装警察的枪立马就被下掉了。双方在省政府办公厅展开了一场肉搏战,当场受伤的有11人,其中五人是武警。3月22日,事态进一步扩大,河北省九个地区 800多名复员、退伍、转业军人赶到石家庄声援。尽管省委、省政府提前获得情报,派员赶赴各交通路口、车站"劝阻"、拦堵,但请愿队伍最终还是闯进了省军区大楼。中共河北省委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安排一名省委常委、副省长出面接待,美其名曰"听取意见 "。请愿老兵都集中到了军区礼堂。官架十足的副省长意见还没听进完,就给请愿行动定了性:一、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非法上访集会,已经造成了一定的政治影响。会后必须立即解散,今后绝对不允许搞类似非组织活动;二、要警惕上访代表中有别有用心的人制造事端、激化矛盾,其矛头是对准党和政府的,是有意挑拨军队同政府的关系;三、要求请愿者相信党、相信政府是能够解决安置问题的,不得再做出有损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事。副省长的一通官腔和一顶 "动乱"大帽子,立即激怒了上访的复员、退伍、转业军人。他们当即将这个省领导人团团围住,质问他:"这是中央的意见还是省委的意见?""宪法哪一条规定不能上访、不能集会?""你们是不是想官逼民反? "已经领教过老兵动刀动枪架式的河北省的官员们,这次不敢招武警逞威了,他们赶紧簇拥着副省长逃跑。3月24日、25日,从河北省九个地区,分乘旅游车、军车到达省军区大楼的复员、退伍、转业军人一拨接着一拨,最后聚集了两千多人。他们在军区礼堂开会,宣布 3月27日从铁路公路双路并进进军北京,发誓要从党中央国务院那里讨回公道。消息传到了中南海,吓坏了江泽民。他赶忙紧急致电河北省党政军领导,责令"省委、省政府、省军区主要负责人星夜赶赴现场了解情况,控制事态发展,立即缓解已经恶化了的矛盾"。面对复员、退伍、转业军人不解决就造反的坚决态度,中南海指示: "立即答应复员、退伍、转业军人的一切要求,要认真、切实解决、落实复员、退伍、转业军人的安置问题,不能拖,不能把问题上交到中央,更不能让事件风波扩大到其他省去。"为此,中央有人还专门电话叮嘱河北省委书记:"你要亲自下去处理,不要拖拖拉拉的,要放下架子,绝对不准把矛盾上交到中央。 "3月26日上午,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河北军区党委书记与从北京匆匆赶来的国务院副秘书长一道来到了河北省军区,向复员、退伍、转业军人明确宣布,接受他们的全部要求。

胡锦涛上台后,退役军人上访事件有增无减。据西安转业军人田 宝兰在致中央军委领导的公开信中透露 ,全陕西109 个市县均存在多年上访一直得不到解决的军人上访案,上访军人涉及从抗美援朝,到对越自卫还击战,到现在的各个年代的各种问题。因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上告无门,近两年来陕西各地的军人上访迅速朝组织化态势发展。 2004年 10月19 日,四川绵阳、南充、内江、广元、宜宾、眉山等17 个市县近300名落难待救的军转干部,代表着分布在全省各个角落的 86000余名退伍军人,冲破重重阻力,从四面八方按约定的时间、地点,云集到成都市督院街,向省委、省政府讨说法。 2005年 4月,陕西省政府门前连续爆发了几起大规模对越自卫还击战老兵静坐示威的事件。与此同时, 4 月11 日,位于北京西城区南、北西什库街之间小红罗厂的中央军委信访接待站,2000 多名身穿军装的复员、转业军人集体上访。事件引起北京当局的极度恐慌,调集了北京西城区全部警力和全副武装的防暴队包围现场。2005 年6月 20日,广东省政府门口西侧《伟大的抗美援朝胜利万岁》的横额下陆续集结了上千名广州市省、市属企业军转干部,包括抗美援朝的老转业军人来到广东省政府上访,要求落实解决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问题。 8 月1 日建军节那天,有上百名退伍老兵,到北京的解放军总政治部前静坐示威。据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柯华2005 年11 月7 日报导,深圳5000 多名由解放军转业的建筑公司职工,因不满公司在国企改民营中未能兑现对工人的赔偿承诺,怀疑赔偿款项被侵吞,在该市福田区发起集体抗议行动,造成局部交通堵塞。上世纪80 年代初,中国当局将2 万多名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来深圳开山修路,是深圳当年的首批建设者。近年来这些工程兵所在的四家建筑公司由国企转变为民营,之后大量裁员并大幅削减工人福利。按当局相关规定,公司须向这些有20 多年工龄的职工发放每人11000 元人民币的补偿金,但职工只拿到4000 多元,其余的福利和退休金也一并取消。两年前这些工人开始向市政府上访请愿,但一直未能得到解决。这5000 多名转业军人就是这2 万多名基建工程兵中的一部分。

2005 年8 月,中央军委颁发《军队贯彻执行<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的补充规定》,不许军人私自参加社团和宗教活动,禁止军人组织、参与游行示威和串连上访。但是这个规定并不能阻止退役军人继续上访。今年 5月 11 日上午,七百多名退伍军人到解放军总政治部上访,他们穿着绿色的解放军军装,整齐的列队坐在门前四米宽的马路附近。警察出动,对现场进行了戒严。7 月10 日,近千名当年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到 陕西省政府门口请愿,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这些请愿的退役军人中,还包括烈士遗孀。有位曾经立过两次二等功的老军人童友财每个月领取 164 元抚恤补贴无法糊口,现在身体残疾,多年生活陷入困境,寻求政府协助,包括民政部、国防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但是都求告无门,现在打算网上拍卖勋章和纪念章。在部队服役 10多年的一名退伍军人指出,他们一家三兄弟都是转业的退伍军人,在回乡后遇到许多问题,政治上的、生活上的和工作上的问题都无法获得解决,他们的伸冤也都没有受到中央和地方重视,让他们感到很失望。

退役军人上访已成为中共政权的一个很大的包袱,也可以说是它身上的一个背痈。今年8 月,解放军四总部又出台了一个《军队信访条例》,于 9月 1号开始施行。这是中共颁布的第一部《军队信访条例》。该条例一方面称" 坚持以人为本,维护信访人员的合法权益;坚持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坚持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教育疏导相结合",一放面又强调"把依法、有序进行 信访活动作为对信访人的基本要求","限制上访人数,禁止非正常上访行为",对围堵、冲击军事机关,拦截公务车辆等6 类行为作了禁止性规定。条例还规定"现役军人采取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遵守军人外出管理的有关规定,不得采用多人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从本质上看,这是一个限制、剥夺军人(包现役军人和退役军人)上访权利的条例。
共产党把军队当作自己的雇佣军,这就决定了它无法解决军队的腐败以及它和退役军人的矛盾,那种收买"雇佣军队长"的做法更是饮鸩止渴。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军队国家化,使军人为了荣誉和责任安心服役,而不是用金钱来刺激。对于退役军人,应建立一个完善的安置机制,国家应当充许退役军人建立类似"退伍军人协会"的工会组织,保护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


注释:
原载《北京之春》5月号

《从"两会"看赎回选票运动》

《从"两会"看赎回选票运动》

滕彪

与人民隔绝

每一年的"两会",都是在戒备森严的保护下进行的。今年"两会"期间我路过天安门时,广场空空荡荡,人民大会堂警戒重重,长安街上百步一岗,到处能看到随时待命的警车、军车,紧张兮兮的警察、保安,贼眉鼠眼的便衣、联防。据报道,为确保"两会"顺利进行,北京市动员近50万人参与保安工作,包括2万公安武警。部署如此夸张的警力,就是为了把会场、与会者与民众隔绝开来,防止人民代表与人民发生关联。公安部专门召开了信访工作电话会议,"要求确保两会期间北京不出现信访高峰,确保不出现影响两会安全顺利进行的重大信访问题。"这几乎是不加掩饰地宣告"两会"的反人民性质。
会场上,"公仆们"忙着建设和谐社会,忙着说谎、举手和鼓掌,巩俐、邓亚萍、赵忠祥这些政治低能儿忙着讨论鸡毛蒜皮,喻权域这类人权专家狂吠不止。会场下,访民被驱赶、关押、殴打、劳教、判刑;矿难频频,群体性抗议不断。今年"两会"期间湖南永州发生大规模警民冲突,骚乱多日,群众一度多达两万人,"两会"代表竟毫无反应。对重大的问题视而不见,其实正是他们的责任。压制真相、愚弄民众、欺骗舆论,也正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与访民为敌

高官、党棍和伪精英们一年一度的盛会,是访民苦难和绝望的日子。随手摘几则今年"两会"期间自由电台亚洲的报道:

黑龙江访民王淑艳说,她的丈夫在两会期间被从北京抓回当地拘留,说是两会结束就放人;但两会结束了,人却音讯全无,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因此她现在只好进京上访要人。
北京奥运失地者叶国柱的胞弟叶国强,两会期间被警方带到北京郊外怀柔山庄软禁17天。
上海动迁户魏晴在接受采访时说:"2月28日上午警察和动迁办强行把我带到金山关到金红大楼五楼,十六天不准外出,吃盒饭。要求外出走一走,眼睛被打红肿,静安分局的警察侯宏生用脚踢了我左胸和后背,造成肿胸、挫伤。"和魏晴一起被拘禁的有九名静安区访民,侯玉珍是其中之一:"他们打我,不带我去看病,我的眼睛几乎要瞎了,后来他们看不对了,看我的手给他们打得筋和软组织都挫伤了,都是青的。这眼睛看什么东西都是一点点黑的,他们可能怕闯祸,叫我保证不要再返回北京,我想尽快把眼睛看好,所以就答应他们了。"
"两会"期间,为了防止上海访民大批进京上访,大多数访民被软禁在家或者旅馆里。田保诚对记者说:"我逃到过北京,回来就被拘禁在旅馆里面,我就用绝食抗争,他就让我写一份承诺书,十六号以前不准去北京上访。现在被在家里监控,不是说不能出去,而是说他用一根很粗的绳索,一头系在我门把手上,一头系在一个他们带来的椅子靠背上面,然后一个很粗的木棍绑在靠背椅上面。"
湖北访民郑大靖说:昨天英国电视台五个人采访我和六,七个访民,后来来了很多,中途就中断了,有保安来看后马上向公安提供信息,所以他们赶紧离开了,反正他们现在不准你接触媒体。(因接受英媒采访,郑大靖被警方绑架。)

据报道,今年"两会"期间,仅在北京就有几千以上的访民被强迫关押、驱赶;各地关押和监控的访民更是不计其数。他们之中有的失踪、有的被劳教甚至判刑入狱。对持不同政见者、活跃的维权人士也采取各种形式的软禁、跟踪、拘留、遣送原籍等强制性措施。
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劳民伤财:就算上访者把上访材料塞到人民代表手里,也没有几个人大代表会瞧上一眼,不把上访者踢出来就不错了。——更悖谬的是,访民们寄希望解决问题的这些人大代表以及这些代表所代表的这套政治制度,正是他们苦难的制造者。

与民意背离

我们看看代表的构成。在全国人大代表中,70%左右来自于行政、司法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政府官员和司法官员又占了其中的大多数,什么省长、市长、局长、厅长,什么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都成了人大代表。在省、市、县、乡镇各级也基本如此。这样的人大如何监督政府和司法机关?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既是监督者又是被监督者,立法者同时又执法或司法,这属于政治上的乱伦关系。立法、行政、司法三权无法制衡,公共权力也就无法受到民众的制衡,这种体制下,民众只能是任人宰割。此外还有一些劳模、作家、院士、影视歌星、体育明星,作为政治花瓶,摆在人大会场。别说让他们去提出议案、审议法律、质询政府官员,恐怕让他们看懂预算草案和法律草案,也有难度。除了住豪华宾馆、举手鼓掌和人云亦云外,还能指望他们有什么作为?
《选举法》公然歧视农民,规定一个农民的选举权,只相当于一个城市居民的四分之一。这种和种姓制度、种族歧视如出一辙的反文明的体制,把农民当作劣等公民的野蛮做法,在当今世界绝无仅有。即使如此,九亿农民、上亿农民工,在全国人大里几乎没有他们的位置,也几乎没有他们的代表。在地方各级人大中,能代表他们利益的,也属罕见。
这种人民代表大会,必然与民意背离。他们反映的是官意,以官为本位,以党为本位,以私利为本位。不过凭心而论,各级人大代表中也有一些希望做好事的、想说真话的人,但整体的制度环境使他们无法施展自己的力量。极少数为民生民权而大声呼吁者,像吴青、姚秀荣这样令人尊敬的代表,要么受到孤立,要么被排挤出局。曾在80年代当过天津市人大代表的张炜说:"我自己过去也做过人大代表,也曾经试图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真正想完全彻底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面反映问题的话,你就会发现两种情况,第一,你会发现在人大代表中间你是孤立的,因为大多数人大代表是上级机关指定的,所以他们考虑的是上级机关的意图。如果你不顾上级机关的意图,提出与大家不同的意见,你就会很孤立,在那个环境下很难工作。第二点,下次再选下一届人民代表的时候,如果你坚持这样做得话,上级机关就不要你了,它可以要一个更听话的人,一个按照它的意图来提出议案的人。"

与选民无关

全国人大代表和选民毫无关系,它形式上属于间接-间接-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是经过多次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中还要选'常委','常委'再选主席团。这种多层次的间接选举,为执政党提供了操纵、控制的极大空间。"(孙文广:《改革人大制度的几点建议》)据统计,现在世界上 180个国家的议会中,一院制的议会和两院制的下院,大约只有 6个国家的议会不是直接选举产生。中国公民不但无法直选最高领导人、国会议员,无法直选省、市领导人和人大代表,连县、乡领导人都无法直选。这种体制本身就是对人的基本尊严的侵犯。
在实践中,连形式上的间接反映民意都做不到。在县区人大代表的选举中,选民对候选人几乎是一无所知,只能跟着画圈。候选人不与选民见面,不向选民们发表他们的见解。(没有言论自由,哪有民主选举?)很多乡村地区给投票者发钱发香皂,来保障投票率。通过"蕴酿"程序,保障听话分子入围。党所认可的构候选人完全不需要费心思去宣传、竞选,就能够轻易当选。以独立参选者身份能够当选的,凤毛麟角。姚立法、吕邦列、刘正有、孙不二等独立参选人,在2006年的区县人大代表选举中受到骚扰、威胁、监控甚至野蛮殴打。选举就是舞弊、交易、黑箱操作、投票秀;谁当选,谁落选,谁升谁降,基本与选民无关。

选票的价值

这些与选民无关的会议,花费的却是纳税人的血汗钱。据了解,北京市为"两会"直接财政支出达1亿多元,加上为"两会"的安全、通讯、交通等项投入3 亿多,至少耗资5亿元。而全国花在"两会"的资金超过50多亿元人民币。每位"两会"代表在北京会议的个人花销,相当于两个中国农民全年的收入的总和。(涂名:《两会,驻京办和培训中心》)花了钱不做事,或者专做坑民害民之事,这是"两会"的基本现实。
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三种态度可以选择,一种是人云亦云,跟着画圈,接受操控,帮忙演戏。这是自欺其人,同流合污,不足为训。第二种是宣布独立参选,或者积极帮助独立参选人竞选。这种办法最好,但是需要政治智慧和勇气,成功当选的机会也不大;而且并非每个人都有时间精力和政治兴趣。第三种是,不投票,不合作。这是一种值得尊重的私人选择,但如果把这种态度公开化,就成为具有重要政治意涵的公民运动。
唐荆陵等人发起的"八毛钱赎回选票运动"就是一个拒绝虚假选举、珍视选举权利、唤醒公民意识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通过公开声明自己不参与选举、拒绝投票,来表明背离人民的假议会和强奸民意的伪民主,没有自己的参与和共谋,并以此力图唤醒选民的权利意识。赎回选票运动从2006年8月30日酝酿,2006年 9月30日正式发起,到2007年3月,共有分别来自26个省份的288位公民发表了个人声明。赎回选票行动与独立参选的意义同样重要:"不合作运动是划清界线,是不参与的消极抵抗,而独立参选则是种积极改造。……不合作运动与独立参选都揭露出中国虚假选举的本质,都逼迫这种选举回归真实。"(王德邦:《中国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新探索——话说"八毛钱赎回选票运动"》)

是谁在违法?

必须指出的是,非暴力不合作和"公民不服从"都是非暴力的公民行动,在精神内涵上几乎没有差别,在概念上极为相近,在很多语境下也无须区分。但两者还是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具体到赎回选票行动受到威胁和骚扰的时候,这种区别关系重大。
公民不服从,是指公民因其价值观和道德信念的缘故,以公开和非暴力的方式,拒绝遵守或执行现行法律或政策的"违法"行为。公民不服从者事先知道,他采取的乃是具体的法律或行政命令所禁止或限制的行为;只是他出于良知或信仰,公开地、以非暴力的方式违抗他认为不正义的法律,并甘愿受到法律的制裁,以自我牺牲换取精神上的安慰或正义的实现。比如某国规定游行违法,而公民出于良知公开以游行的方式表达意愿;比如,为反对政府的非正义战争而拒绝纳税;比如,种族隔离的法律禁止黑人进入白人学校、剧院、公园、旅馆、餐馆,而黑人故意进入。
而非暴力不合作并没有任何违法情节,它只是公民公开地拒绝参与某项活动或拒绝与某些部门合作。比如,一个人声明拒绝收看"新闻联播",或公开拒绝《人民日报》的摊派;比如,一个人公开拒绝购买劳改产品;比如,公民出于信仰原因而公开退出某个政党,比如,一个法官拒绝接受迫害良心犯的案件。同样,一个人公开声明自己不参加投票,并不违反任何法律。
赎回选票行动的一些义工在国内网站开设的多个博客被关闭,多名发起人、义工和发表赎回选票声明的公民个人被传唤或被公安人员询问。唐荆陵几次被传唤,警方以赎回选票行动"扰乱社会秩序"以及违反《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相威胁。这是对公民权利的无理侵犯,也是对公民良心自由的粗暴干涉。事实上,违法的不是赎回选票运动的参与人,而是那些操控选举、破坏选举的人。力量在于那些说出真相的人,而那些编造谎言的人,才需要暴力和层层护卫。

2007-3-25

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筹)二00七年五月十五日紧急呼吁

二00七年五月十五日紧急呼吁

我党陈树庆先生自去年9 月14 日被浙江当局非法关押至今已有240余天,目前噩耗传来,陈树庆为抗议当局长期羁押,于5月1日开始绝食。我党对此深表关注,对当局非法行径表示强烈抗议!

陈树庆先生追求民主自由,捍卫人权,致力于国中的法治和社会进步,勇于监督政府和执政党,敢于讲真话,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是坚强的中国民主党党员。陈树庆先生为人通情达理、行为正直、坚持原则,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警方起诉意见书认定陈树庆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主要证据是他写的《捍卫谁的主权》、《应该释放许万平》、《一份反民主、反法制的纳粹主义判决书》、《中共入人权理事会伊始便侵犯人权》等篇文章。认定他涉及到"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内容有:一、"我们要的是实行多党制的民主法制,使人民能够选择执政党组成政府来捍卫他们人权的主权。我们
决不要那些篡夺人民主权、用国民的生命和幸福作赌注去捍卫一个领袖,一群贵族,或一个政党私利与特权的封建法西斯主权";二、"中共执政五十多年来,专利(长时间垄断政治、经济和社会一切资源)、行暴(如六四屠杀)、虐(因言治罪、政治迫害)、奢(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傲(假大空的愚民宣传) ";三、"中国民主党以民主为信念,讨还和捍卫人
民与生俱来的各项人身、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争取民意之支持,以期刷新与改革各种制度与机构";四、"不允许一部分人当然的专政(掌握国家政权),另一部分人当然的被专政(被统治甚至被压迫与镇压)"。此外还有"为民主党党章提修改意见","组织杭州地区维权绝食活动"等所谓的罪名。我们认为,,陈树庆先生要煽动颠覆的是封建、专制和特权,要
宣扬的是民主、自由和人权。作为一个中国民主党人,他只是讲了他该讲的话,做了他该做的事。他的文章言之有理,论之有据,他所有的言行,均是现行法律应该保障的公民权利。
陈树先生无罪是显而易见的,继续关押他是对社会正义的颠覆,是对人类良知的背叛,是对现行宪规定公民应有权利的藐视。杭州市检察机关两次退回补充侦查也证明了陈树庆先生的无罪。因此,我们要求杭州市检察院独立办案,摆脱来自法外力量的非法干涉,对陈树庆先生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由于绝食,陈树先生的身体受到极度摧残。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筹)紧急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自由的国家及其政府、议会和各国媒体,海内外的全体民运同仁,请你们共同来关注陈树庆先生的安危。

我们也再次呼吁胡锦涛先生、温家宝先生,请你们责令浙江地方当局立即释放中国的良心、民族的脊梁陈树庆先生。

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筹)

二00 七年五月十五日

支持陈树庆绝食,强烈抗议杭州司法当局构陷廹害陈树庆

支持陈树庆绝食,强烈抗议杭州司法当局构陷廹害陈树庆

发起人:王东海、吕耿松、任伟仁、徐光、王荣清等

陈树庆先生是中国著名异议作家、自由撰稿人和民主人士,因他在网络上撰稿批评共产党一党专制,主张建立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法治制度,受到中共当局的廹害,于2006 年9月14日被投进监狱,至今已有八个月。陈树庆先生是个有相当法学造诣和民主政治理论的知识分子,对当局强加给他的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嗤之以鼻,所以他在审讯中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毫不动摇,毫不妥协,体现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体现了一个中国民主党人宁折不弯的大无畏精神,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民主党人的铮铮铁骨。正因为如此,杭州司法当局对他恨得要死,千方百计地罗织罪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对他进行近了四个月的变相超期羁押(杭州市检察院应当在1月17日前作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为了抗议这种法西斯暴行,陈树庆先生自5月1日起进行了绝食抗议。我们坚决支持这一正义行动,并予以最广大的声援。陈树庆的这一正义之举,不仅捍卫了自己的权利,也捍卫了所有政治犯(包括正在狱中的政治犯和正面临牢狱之灾的政治犯)的权利。

警方起诉意见书认定陈树庆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主要证据是他写的《捍卫谁的主权》、《应该释放许万平》、《一份反民主、反法制的纳粹主义判决书》、《中共入人权理事会伊始便侵犯人权》等篇文章。认定他涉及到"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内容有:一、"我们要的是实行多党制的民主法制,使人民能够选择执政党组成政府来捍卫他们人权的主权。我们
决不要那些篡夺人民主权、用国民的生命和幸福作赌注去捍卫一个领袖,一群贵族,或一个政党私利与特权的封建法西斯主权";二、"中共执政五十多年来,专利(长时间垄断政治、经济和社会一切资源)、行暴(如六四屠杀)、虐(因言治罪、政治迫害)、奢(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傲(假大空的愚民宣传) ";三、"中国民主党以民主为信念,讨还和捍卫人
民与生俱来的各项人身、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争取民意之支持,以期刷新与改革各种制度与机构";四、"不允许一部分当然的专政(掌握国家政权),另一部分人当然的被专政(被统治甚至被压迫与镇压)"。此外还有"为民主党党章提修改意见","组织杭州地区维权绝食活动"等。一个稍具民主常识和现代宪政理念的人,会得出陈树庆的这些观点和活动是"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结论吗?不会,绝对不会。正因为如此,杭州检察院在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超期审查了两个多月后也无法得出陈树庆有罪的结论。按照法律规定和司法道德,杭州市检察院应当对陈树庆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但它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将案卷退回杭州市公安局补充侦查。更加令人发指的是,在杭州市公安局补充侦查后仍然无法证明陈树庆有罪后,检方又一次退回补充侦查。在司法实践中,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比较少,而两次被退回的,则少之又少,那都是一些极其复杂的案子。陈树庆就是在网上发了那么一些文章,他都是署实名的,效率高一点三天就能查清、通读,何需反复的"补充侦查"?在这个案子里,"补充侦查"就是罗织罪名,就是政治构陷,就是打击和镇压。在这里,"火与血"已经凸显。

在此,我们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与民主的国家及其政府、议会,关注中国人权的各国媒体,关心中国民主事业的海内外民主人士、维权人士及中国各界同胞,来关心陈树庆案子,因为这不是陈树个人的事,也不是中国民主党一党的事,而是全中国人民的事,进而也是全世界人民的事。我们同时也希望杭州市检察院知错就改,在第二次"补充侦查"审查完毕后,对陈
树庆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连署人:王东海、吕耿松、任伟仁、徐光、王荣清、王有才、 杨在新、高海兵、来金彪、戚惠民、杨建明、林辉、昝爱宗、温克坚、王富华、王荣耀、萧利彬、张祯宗、范子良、高烨炬、万珍、赵力、吴之光、席传喜、邹巍、刘进成、余铁龙、余元洪、楼裕根、单称峰、张道昌、陈振龙、郭晏溱、郭四妹、姜杭莉、池美英、朱瑛娣、董谨、沈利虎、沈正
义、金才元、钟正相、苏元真、胡俊雄、田永德、郭少坤、孙立勇、邓永亮、邓太清、张鉴康、薛振标、陈国彪、郑应民、黄小玲、林炳强、南光亮、南光存、张义才、陈渭湘、王莉芳、池美珍、程云惠、董敏、叶孝刚、刘向阳、向奇伟、李树伟、丁岳平、蒋福、 陈晓昶、李海、毛国良、周玉法、毛奇峰、吴高兴、程凡、周骏义、周妙英、张中政、崔公展、沈林财、沈建明、王杭立、刘世遵、姜力均、武中立、李锡安、王凤山、丁贵荣、方月松、张金林、蒋彦明、褚吉明、陈映映、章诒达、朱昂、刘逸明、郭永丰、天理、古清儿、唐宇、茜文、莲娜、丽莎、艾琳、蕭揚、叶建、沈炳炎、邱更耀、陈映映、储洁明、张东红、田维学、林信杼、徐文立、王希哲、黄华 [博讯来稿]

王有才:我与陈树庆的交往过程

王有才:我与陈树庆的交往过程
(博讯2007年5月13日 来稿)

与其他参与民运的同人相比,我与陈树庆是很早相识的。我们相识的时候,比我相识方建移还早,我们那时还没有参加民运活动。

陈树庆是当时富阳县新登中学我的同年级同学。当时我在高中一班,他是在高中三班的。高中二班是一个考文科的班级。我们因为在同一个高中,一个年级总共只有5个班,大约不到300人。当时一个年级的同学几乎都有点相互认识,成绩突出的同学之间互相就更熟识了。由于我们一班是从全新登在初三的时候就集中起来了,因此我们一班称为重点班。除了2班是文科班,1、3、4、5班都是理科班。当时由于有很多高年级的补习班,而且当时大学少,招生的人数也少,因此,在像新登中学这样的学校,应届生考上大学的人数不多。我们1983年参加高考,我是新登中学应届生中高考成绩的第二位,也是我们班级的第二位,我考上了大学本科的分数线。当时我们班上达本科分数线的总共有4位,还有3位上了专科分数线,而陈树庆在高中三班也上了应届本科分数线,而且成绩不错,他应该是当时新登中学应届生中高考成绩的第三、四名,非常不容易。当时作为偏远农村和小城镇的我们,能考上大学就是万幸了。对于农村的我来说,那也是我们整个村的光荣。我是我们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因为当时对于农村里的人来说,考上大学就相当于跳了龙门了,我们可以吃所谓的国家饭了。

有意思的是,最后我与他都被杭州大学录取了。我上的是物理学系,他上的是生物学系。当时除了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是浙江第二好的大学,也是当时浙江最好的综合性大学。因为浙江大学只是理工科院校。当然现在杭州大学已经没有了,与浙江医科大学和浙江农业大学等大学一起并入了浙江大学。

由于一同来自富阳新登,我们在大学一、二年级期间也有交往。大三时交往就更多了。原因倒不是政治,而是体育。他是校长跑队的,主跑5,000米和10,000米。有趣的是我也参加校运动会的5,000米和10,000米长跑。当然我的成绩也不错。但与他比还是相差一点。他在杭州大学的校运动会上在二个项目中都是在2,3名左右,而我在二个项目上大约在4,5名左右。由于我不参加校集训,因此我的长跑成绩也不错。当时有很多女生可给我加油了。我承认这是我参加校运会的动力之一。由于我的成绩不错,陈树庆多次约我参加校集训,我去过一、二次,感到太化时间,而且受太多时间约束,因此我没有参加校集训队。我还有很多其他业余爱好。当然在一年一度的校运动会比赛之前的一、二个月,我还是自己早起自我锻炼的。当时这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由于长跑运动,我跟陈树庆有过比较多的交往和接触。当时我们二人是没有太多谈政治的。

1986年的学生运动,确实使我开了眼界。我当时因为也是学生干部,与我们系的其他同学一起特别是团干部一起要求学生参加游行,并作为团的组织活动。(现在看起来很荒唐,当时杭州大学物理学系至少我们年级或者我们理论班是这样干的。)我个人也去过其他系以及其他学校联系,但是我没有参与校一级的学生组织活动。而当时陈树庆参加了校一级的学生组织活动。

86年的学生运动确实给我开了眼界。我因此就不断地与其他同学或新认识的人谈民主政治。虽然那时我对民主还不是很了解,但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由于我只是系一级的活动人士,在86学生运动中我个人没有受到影响。而且由于我后来考上北京大学物理学系的研究生,因此我们系里的老师对我还是很好的。当时每个学生要做毕业鉴定,可能上面主张将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的学生记入档案,我是坚决反对的,后来我们系当年的毕业生没有人因此而记入档案。据说他们校一级的人有一些麻烦。幸运的是,当时赵紫阳替代胡耀邦当总书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很快不了了之,当时陈树庆考上了本校杭州大学生物学系的研究生。后来,我去北京大学读我的研究生。他在杭州大学读他的研究生。我在1988年在北京大学参加《行动委员会》,后来在春节期间我回到浙江等地也与我的朋友们说了个大概情况。

1989年的学生民主运动是全国规模的,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有所动员,我在北京参加了比较多的活动,也给浙江等地以前的同学打过电话,后来被通缉抓捕。而陈树庆当时在浙江舟山岛上进行生物学研究实习,采集标本,除了中间有时回到杭州参加了少量活动外,因而没有参与太多的活动。不过在我后来被通缉以及坐牢期间,他与我的其他同学如凌渭中、卢为民、高建松、方建移等等一起也经常到偏远的我家去安慰我的父母家人。

后来,我第一次从监狱里放出来后,我跟他有了很多的关心中国政治变迁讨论的交往。当然我也与其他更多的朋友谈这些课题。我与陈树庆讨论了很多很多关于如何在中国实现民主化的问题。应该说,他的理论水平比我要强一些,特别是他的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要比我强很多。(我是因为理科很好而考上大学的,我本人小时候比较贪玩,不愿意化太多时间背语文、历史、地理和政治。)当然,由于通缉的原因,我在浙江比较有名,当时他在浙江的社会活动力可能比我要差一些,外省的情况应该更是如此。不过有一次,我们浙江有一个全省公开异议成员的聚会,最后开得不欢而撒,大家都很紧张。因为,我们之间互相怀疑。作为中间的我,感到很难堪。我只能偏向于当时已经坐过牢的异议成员。但是,那次我确实感到这样的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力太小了。本来我还想将其他更多朋友引入公开的异议群体中,那次之后,对我个人打击较大。但我也没法说出来。我个人于是更多疑了,我感到没有办法相信任何人。原来不同经历,不同教育背景,不同社会关系的人之间的思维方式是很不相同的。如果相互怀疑,这怎么能扩大影响?因此后来我采取存疑的方式。而且,从那以后,我个人想开辟新的能在国际社会发言的公共空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我们当时参与公开异议群体的活动,无非是在尽可能安全的情况下,要一个有关国际媒体发言的场所。否则,我们与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客户、我们系统里的人、以及其他群体也经常讨论中国的政治民主化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媒体空间影响力毕竟有限。

我个人也是一个多疑的人,但是我们今后是要走向宪政民主政治的。初浅地说,我们要走向民选政治。这是与中国过去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要采用与以往很不相同的做法。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有很大的社会民众基础,否则如果我们采取“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如何才能影响和转型中国的法律政治体制?显然,我们就是想方设法让中国大陆的公众知道我们的活动情况和我们的未来目标。当时我们想,我们的活动一方面通过国际媒体给我们做广告,另一方面在社会上逐渐积累,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另外,国际媒体的广告对我们社会上逐渐积累是有好处的,因为明显的,这样便于减少对新人介绍情况的沟通成本。

应该说,陈树庆的宪政民主理论水平比我稍强。他重视的方面偏向于民主。既公共权力的来源问题。而我重视的方面主要是宪政和法治。与王培剑比较相同。我注重如何治理和怎样治理的问题,以及如何保障基本人权的问题。我虽然也关心公共权力的来源问题,但我更关心如何对公共权力进行制约、监督和控制的问题。1998年组党之后,我们都被受到冲击。由于陈树庆法律知识比较好,而且他比我更主张温和,当然他参与公开活动的事情就比较有限。他跟我说要像长跑运动一样,一开始不能太快,否则后来就没有力气了。当然也不能停下来不跑,否则就需要更长时间达到终点了,而且没有太大效果。因为我也是长跑运动员,我是懂得这一点的。后来,我第二次从监狱里出来后,我认真看了陈树庆的文章,他也开始侧重法治的方向。

另外,我对陈树庆的要“敢于公开发言、要勇于公开发言、要善于公开发言、要智于公开发言”的说法也是很赞同的,我认为这是很有道理的。只是这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在国内,更要有这方面的能力。听说检察院现在已经俩次退回他的案卷。要求有关部门补充侦察。我想如果看他的文章,如何补充侦察都是没有用的。因为他的文章我个人仔细看过,比我的还要有更多的道理,更温和的品性,更坚定的目标。他的文章没有诗人的激情。我个人有时也很想有激情。当然我知道当下的中国现实。我很为张建红(力虹)打抱不平,中国现在不能有真正的诗人了。但陈树庆连诗人也不是,我相信他是应该没有理由继续被关押了,按照法律他应该早就被释放的。但是作为政治案件,我确实也不好说。而且据说是北京方面的原因,我只能等着了。

陈树庆比我大一岁,他也没有过过好日子。我们因为参与这些活动,个人的生活是支离破碎的。我的妻子和家人也受到了影响,当然她们有时也会对我有一些怨言。我有时给陈树庆的妻子张东红打电话,她也对我说,虽然她理解我们有我们的理念。但是,她作为女人是希望过安定而幸福的平静生活的。我当然理解她的要求。我只能告诉她,陈树庆将来是有前途的。她说,她对什么前途不是很感兴趣,一切都是虚空的。我只能跟她说,我也只是说说而已,虽然我个人确实感受到中国应该有确定的未来,但对于每个个人,我怎么会知道有没有前途呢,而且我个人也理解生活本来好像一切都是虚空啊,人谁会永久?但我们活着,不是追求人生的意义吗,当然我也知道人生的意义是自我自觉不自觉的意识,不是一定要扣问的?我只是一种鼓励方法罢了,既然你对前途不很感兴趣,与我妻子一样,那我也只有实话实说了。其实,我们是不管前途的,只是我们还是会参与关注未来中国的变迁转型而已。

顺便说一下,我们的《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研究》的转型是陈树庆提出来的,本来我个人是建议用变迁的。可见,他比我更有目标,更具有贡献精神,对中国更有责任心和热情。我个人没有太多这样的热情。我个人认为历史有时确实是无规则运动,因为各种确定的和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因此,我只能业余学法律、政治。但他却转行考起律师来了,并且还过了分数线。只是在现阶段不能同他人一样得到律师资格。我佩服他的坚持和韧性,虽然现在不能成为律师,但我想作为知识和技能,还是经常会用到的。

王有才:回顾、思考和展望(10)

王有才:回顾、思考和展望(10)

怎样使得中共中的同情支持民主人权的人士能有话语权?当然这要以中共中有当权的同情和支持宪政民主转型的人的存在为前提的。至于现在在中共顶层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个人没有看出来,我人在海外,因此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国内关系。中国的变化要靠国内的情况决定,我个人在海外没有什么特别价值。也就是当当义工,写写文章,要当不重要的棋子都是没有价值的。我想,如果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发生变化,加之民间有大的压力,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是会发生变迁的。大家努力吧。

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是在自己以及他周围的一批人有民主愿望并在西方世界的推动下在国内多数民众的支持下实现的。中国会怎么样?

我们再来回忆一下79民主墙时期的邓小平与华国锋之间的矛盾的关系,89学生民主运动中赵紫阳谱系和李鹏派系之间的关系,98年中国民主党时中共高层之间的关系,以及最近几年维权运动时胡锦涛和江泽民等之间的关系等等,我们应该有所思考。当然中国现在情况与以前确实是有所不同了,不可简单地做比较。89年和98年我是亲历者,我个人也有一些发言权。

由于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自己个人的能力有限。我害怕别人称呼我为“什么”领袖,中共一通缉、一判刑我就成了领袖?我个人是不这样认为的。我们不能随中共专政顽固派的指挥棒跑,要把中国的人权状况和中国的民主运动加以分析,要了解他们之间的异同之处。88-89年在我接触的学生特别是北大学生当中我个人感受杨通学和谢健相当于是我的领导,但他们没有权力逼我,在许多场合,他们有说服力可以直接影响我。当时杨涛等人跟我交流需要长话短说时,他们会告诉我这是谢健他们的提议。但他们是不是领袖我不知道,不过我从他们那儿学了不少能力,即使现在我参与了这么多活动,我相信在这方面的能力上也可能不及他们,因为我相信人在不同方面有着不同的天赋,他们的实际年龄比我小。与他们相比较,我当然只能算干具体事务性工作的。如果一定要说领袖,他们可能算领袖。但他们没有被公开通缉,除了当时的一些参与者,外界谁知道他们?我当然对他们也有不满,他们为什么自己不出面任重要的职务?因此,我只是在一些关键的历史际遇参与或组织了一些我个人愿意参与的活动而已,当然,我平时也在不断地做一些有效或无效的联系、说服等工作罢了。而且,我在海外期间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作用,也只能做一些隔山打牛的事情。此外,我只是一个平民想争取和实践公民权利。

台湾是在蒋经国决定放弃镇压才有反对党的公开存在的。苏联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苏共政治局委员决定变革其体制才发生的。当然在这些发生之前各国各地的民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怎么办?共产党分成俩半?由谁说了算?而且现在可能性很小,可控性也很小。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人,怎样才能促使出现这样的人?中国会不会走这条路?中国能不能走这条路?中国应不应该走这条路?这些都是值得研究讨论的。

我个人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中国大陆能走台湾当时转型的方式和途径。虽然作为专政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跟当时作为专制政党的中国国民党是有很大不同的。大陆与台湾无论从地域、人口、历史经验等方面也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些负量与现在科技通讯的发达以及世界潮流的影响的正量相加,加之中共威权力量的衰变,虽然可能确实还要更长的一些时间,我们也应该看到希望和动力。通常情况下,在经济、社会继续发展,公众生活水平总体上升的条件下,在保障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中国大陆极大多数人都是赞同中国向宪政民主社会转型的。但是,我们有足够的说服力了吗?

我们还是要看出维权行动和民主运动之间的异同,我们当然要坚定地支持维权,但是我们也要明白民主运动要考虑多赢的局面。现阶段在没有明显可能性的情况下,我想我们还是要在社会上通过长期努力、有勇有谋、积累成长。通过朋友、同学、同事、同乡、战友、亲戚等多个渠道艰难生长出有制约力和竞争力的反对党并通过提升自由公正直接选举才有可能在中国实现平稳的宪政民主转型。我个人希望中国民主党是其中的一个候选人。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一旦专政顽固派掌权,我们也要有好的应对方法。如果一旦同情民主甚至支持民主派在中共中有主导力,我们要灵活,甚至特别是方法上的有效支持。不能犯过去同样的失误以及错误。

如果可能,中国民主党必须建成现代民主政党。以自下而上的原则为前提,公共权力的来源必须来自个人权利的让渡。无论召开不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都不能成为专制政党的理由。不能出现经过所谓几个人或几十个人就选出主席、副主席等所谓职位而发号司令。即使开过所谓全国代表大会,也不能改变自下而上的权力来源的原则,更不能成为专制政党的理由。中国民主党的成员只有被公众选民的多数选举为政务员或议会议员,才可能行使被法律明确授予的确定的公共权力。中国民主党要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网路结构,在相互沟通联系和支持的基础上,各省、市、县、乡(镇)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开展活动,参与维权扩大社会基础。各地应在考虑安全性和风险性的前提下不断发展成员并尽可能参加和参与已有的选举活动,积累经验。同时又相互联合要求提升直接的自由选举层次,【乡(镇)长和县(市)长直选以及人大代表或议员的省市一级进行分选区直选,至少尽可能先在法律上获得这个权利】,走演进道路,推动政治体制变革。现代民主政党以选举为依托而生存发展,它是提供政策建议,和推举竞选候选人的有效沟通平台。只有被选民选任,它的成员才能发挥公共政治运作的作用。他们才能被认为是该政党的主要领导人。所以参与维权、推动选举层次提升、参与实质选举活动以及推动公民不合作运动提醒公民的选举权利是中国民主党发展成员的重要途径和场所。

全文完。


注释:
(博讯2007年5月07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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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有才:回顾、思考和展望(6)

王有才:回顾、思考和展望(6)

――也谈对《徐文立先生的补充说明》的断续思考(6)

所谓宪政民主的法律政治体系是说明我们确实关注公共权力的来源在于公民权利的让渡,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白我们不是为了追求公共权力,而是为了追求实现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平衡和监督、确保权力分立原理在中国的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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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筹备现代政党?

一盘散沙的民间社会没有力量,但当时以及现阶段又不可能公开实质组党,即使筹备也有风险,但筹备确实有话语权。另外,筹备实质上表示有一批人在努力,可以通过国际媒体做广告,可以团结和凝聚人,起到与实质组建政党同样的作用。另外申请注册登记也很重要,申请可以筹备,否则边申请边筹备,这可叫民间话语权。话语权是重要的,尽管面对强权专制很多时候话语权没有用。但是我们也知道面对强权专制,推广法治、民主、宪政很多时候也没有用,我们不是还是在不断地写和不断地说吗?如果我还在国内并且在监狱之外,在社会上,我会更加谨慎地去做这一注册登记筹备活动。

中国最后应该是走向民治政府。但是,我们等着突变还是渐变、演进?当然渐变、演进是最好的,但渐变、演进要我们动脑筋、想办法来逐步推动,既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也要不断努力,探索和尝试可能较好的出路。最好的结果是通过制定明确的法律和程序逐步提升自由而公正的直接选举,以台湾为师实现宪政民主的平稳转型。不要变成苏联的突变,更不要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常态以暴易暴的改朝换代,没有意义,只有百姓的苦难。

关于79民主墙和89民运哪个重要,这是没有办法比较的。我个人一直对79民主墙坐牢的人都是心存敬意的。为什么一定要加以区分呢?我们在1998年可是考虑了79民主墙(王东海)、89民运(王有才)以及后来更年轻的人(林辉),本来我是不想区分的。但既然有人要区分,我也想陈述我的想法。我因为89民运的原因而坐牢,参与了北大筹委会、北大自治会以及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当然认识89民运的人很多,特别是浙江之外省份的许多学生。我想说的是,有一点很清楚,89年每个省每个市每个大学都可能有一批人,虽然,当时大家都还年轻,但肯定有很多人会成熟起来。这些已有的关系对中国社会将来宪政民主转型进程非常重要。

与海外一样,由于89参与者主要为大学生,有学历背景,再加上当时学生(与武器无关的同学)相对判刑以北京为例在4年以下(我、王丹、郭海峰判刑4年。)刘刚当时已不是学生被判6年。与79年基本都是被判十年以上不可同日而语。受教育水平和社会关系也是相差很大。因此,89年大多数学生因为有好的教育背景在中国当下生活都还不错,在浙江有千万以上资产的也有一些人存在。他们当然要规避风险,理所当然。但是,一旦条件许可,89这一批人和更年轻的一代人能完成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

在1998年组党中情况很明显,当时一开始浙江有许多89年的学生参与其中,也有更年轻的人,他们不愿意冒太大的风险。很多人在后面支持,而他们是不可能在海外媒体上公开的,后来79的人即使在浙江也冲得比较前面,北京也是如此,就连海外也是如此。但是历史是有其自身的一些可能性的。为什么?因为89年的这些人很多生活已经较好,要考虑更多的可能性和安全性了。我个人虽然有承担风险的准备,但我也是尽量减少风险的。否则,我为什么在7月10日之前叫浙江的朋友来杭州喝茶而不是开会?

如果我们展望一下未来,再过12-15年情况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现在要开始准备,搭一个初步的框架,通过这样的努力可能使得中国能实现平稳的宪政民主转型。最好能通过我们的努力使得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更好一些、更快一些。否则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因为中共也在不断地发展人,物色人。不过,我们也要明白自由民主的社会确实是有感召力和前途的。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意外,胡温时期是逐步积累期、后胡温时期的十年是促使变化和变化转型期,再之后的五年至十年是转型进程和转型完成期,之后是宪政民主制度的建设发展期。当然经过我们的努力可以促使它更快更早到来。所以,我们今天还要努力,不能只是等待。而且有时历史也是无情的。

1998年国内组党活动89年的北高联常委参与的有马少华(北京,89年中国人民大学)、翟伟民(河北,89年北京经济学院东郊九所院校)、安宁(河北、 89年北京大学)、杨涛(广东,89年北京大学)、马少方(广东、89年北京电影学院)、还有我(浙江、89年北京大学),本来我们还想郑旭光(陕西, 89年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王正云(云南、89年中国民族学院)、王志新(山西、89年中国政法大学)等人也参与进来。后来情况发生变化。杨涛(原89北大自治会主席、北高联常委、5.28全球华人(撤离广场)大游行总指挥)和我在98年的组党活动中再次被判了刑。当时,郭海峰已被用其他“罪名”第二次判刑,张铭在办企业我个人没有跟他联系,后来他也因所谓经济原因被判刑。当然还有更多的北京和其他地方的89年参加民主运动的学生和其他各方面的同人参与或准备参与组党活动。

我们90年代初期(93年初)讨论时大致认为中国的现代民主转型需要30年。虽然参与讨论的一些人现在已经各奔东西,只有3-5人还在所谓民运圈内。但是,我们又来了更多的新人。

我们现在都是小小船,我们志向相同的人联合起来应该能成大船。一旦条件和时机成熟,还会开来许多大船、舰队、甚至航空母舰。我们要有心里承受能力,我们也要准备支持这些更有希望的与我们梦想相同的力量。当然,我们也应有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梦想没有熄灭。89年那时我个人知道得不是很多,96年之后我个人逐渐知道明白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实现自由公民社会是我的梦想。

如果说86年-89年的学生运动时,我们是年轻的学生,一腔热血。一时兴起。93-95年湖南、湖北的朋友来杭州叫我去领导当地的工人运动即刘少奇路线被我婉言谢绝了。我甚至都没有介绍他们认识杭州的朋友。但到96-98年我们已经能够而且应该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了,也应该有许多思考了。我们做出选择走法律路线的登记注册而准备成立现代民主政党这样一条路。到了08-09年我们不是应该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了吗?我们还应该思考准备18-19年我们能做什么; 27-29年我们和年轻一代会做什么;还有更长久的未来。

等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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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2月10日星期六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文章(8)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文章(8)

1.经过近十个月的讨价还价和谈判妥协,UIUC大学与GEO(研究生就业组织)已经达成了新的协议,签了一份新的合同。

2.我王有才个人已是RA,并且下学期要去Virginia的国家实验室JLab,因此新合同与我本人是可能没有关系了。但我还是很高兴有这一新的合同。

3.中国民主党成员张建红(力虹)、陈树庆、池建伟依然被关押着,我们希望大家继续关注中国民主党成员张建红(力虹)、陈树庆、池建伟的状况,要求浙江有关部门及时释放他们。同时我们希望大家继续关注维权人士严正学、郭飞雄的严峻状况,强力呼吁有关当局及时释放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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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参加的
第一次抗议集会和游行示威

王有才

前天(2006-10-12),GEO(Graduate Employee Organization;
研 究生就业组织)来了一男一女二个人要求我成为它的成员并去参加它
的一个抗议集会和游行示威。我没有答应成为它的成员,但我同意参
加抗议集会。

这次抗议集会是因为TA(助教)与RA(助研)的所得有了不同,
每月相差100多美元。以往他们两者的收入是一样的。因为我也是助
教,因此,他们也是为我呼吁。不过,我更多的是想去了解一下他们
的抗议集会和游行示威。

昨天下午3点钟,我去了Union大楼南面的广场。那里已经聚了30多个
人。那里放了许多GEO的标牌和这次活动的标语口号的牌子。前天
来的两人已在那儿。那个女的一直在拍照。有意思的是,他们还有许
多可乐瓶子,里面装了一些生玉米。有四个人的乐队。当地的电视台
也来了,开始采访。我在周围远距离观察。基本上参加的人多是白
人,有些家人也把小孩带来了。也有年纪较大的。有人开始发表演
讲、唱歌。大家呼喊口号,情绪被调动起来了。3点34分,有个人踏
着高跷,头戴连冠,身着西装贴着许多假冒美元来了,然后队伍向校
管理大楼(校领导办公地点)出发。这时我才加入游行队伍。这时大
约80多人,一路标语口号。

到了校管理大楼,组织者开始表演,高喊口号,我英语还是听不懂。
前天的那两个人跟我打招呼。他们是GEO负责人团队的。有人自我
介绍,向我问好,问我称呼。然后向我介绍情况。那个高跷人表演校
领导,一些人向他问话,等等。语词有些调侃激烈。他告诉我,外国
人一般不敢参与这些活动,其实这在美国很正常。没有人会因为你参
与此类活动会对你有不利的行为。我对此不清楚。不过确实很少有外
国人参加,但有教授也来参加。

大楼还有工作人员进进出出。大多数人没有明显表情。有些人也表现
出不屑之情(我的观察,可能因为文化不同不一定准)。有人还向这
儿的熟人打招呼。路上车子正常,行人正常。

刚才那个人还向我介绍GEO跟校方的谈判。因为没有成功,所以他
们才组织这次活动,然后跟校方继续谈判。因为地方电视台要播出,
这对校方不利,一般会有效果,因为GEO的要求也是合理的。但校
方因预算原因也不一定会答应。如果那样,可能GEO会组织更大的
一次集会。不过他说,通常双方会达成新合同。

我因为4点钟与我的导师有一个约会(an appointment),所以提前
回系里了。

后来我跟其他外国学生谈了这个情况,他们都说好。我问他们下次去
不去,他们告诉我说他们还是不会去。

当天晚上,我给力虹的妻子董女士打了个电话。她告诉我说,她没有
力虹会被逮捕的心理里准备,因为力虹告诉她不多。因为她身体不
好,我只能安慰她。我说,力虹只是写了一些文章,是言论自由的范
围,应该问题不大。但要作好其他打算。

今天早上(2006-10-14),我给陈树庆的妻子张东红打了电话。她告
诉我还没有消息。她希望陈树庆没有事情。我告诉她,我仔细读了陈
树庆的几乎所有文章,即使按中国当下的情形,应该也是没有问题
的。陈树庆的文章都是从法律的角度和历史的案例来理性讨论中国的
民主化和中国民主党的发展。而且,他还不断呼吁中共政治改革。他
与我不同的是,他对中共还有幻想。可能他是因为我们采取非暴力,
如果没有中共内部的变化,我们的努力很难有效果,或者还有安全风
险性考虑。她说,她理解我们的想法,但她希望一家平安。我理解她
的愿望和要求。我跟她说,应该在下个星期有消息,因为下个星期天
是第37天,浙江当局好象还是按法律程序来,虽然他们不管、不想
管、或不能够管实质正义。

后来,我还是跟她说,让她作好其他准备,因为当下中国尚不是按事
实、证据、法律来对待民运维权人士。陈树庆的问题是他有中国民主
党成员身分。这是我不能了解的领域。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因为有许多浙江人和外省人也称自己是中国民主党党员而没有事情,
应该说陈树庆这方面也应该没有问题。因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是
一个活动平台,每个人都是其中的成员,陈树庆应该与他们一样。而
且中国民主党按法律程序走,是实践结社自由权利原则,应该是没有
问题的。我跟她说,不过,现在中国是政治决定,因此我不知道他的
具体结果。还有,公安部有一个关于中国民主党敌对组织的认定,我
不清楚它的适用范围。

确实,现在有非常多的中国民主党的各类组织,其实互相之间没有隶
属关系,许多是海外因做政治难民打的这块招牌。因为与中国大陆几
乎没有关系,所以他们打的标语、口号、章程、原理是很激进的。因
为他们不用向国内中国民主党成员负责。我们当然不想为此负责。就
象我个人的名字一样,王有才,一个非常普通平庸的中国名字,和我
本人一样。但它在中国大陆有二千多人用这个名字,就按中共的标
准,我是他们的不同政见者,对于他们来说,我要被囚禁或流放,但
还有其他2,000多个王有才,有些还是中共的内部官员,大多是一般
平民,还有一些确实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他们只能各自负责,不能因
为是王有才这个名字而一样处理吧。我既没有权力也不能说其他人不
能取王有才这个名字吧。

所以我不知道中共当局会不会将中国民主党进行捆绑。更进一步说,
现在的中共是不允许反对党发展的,所以,要有不同的充分的心理准
备。因此,我告诉她,希望特别要跟她的家长说清楚。我知道自从陈
树庆出事后,她父母从西安来杭州了。我跟她说我们自己知道并认为
这是一条充满危险而有意义的人生之路。

是的,中国由于没有普选等政治合法性的制度架构,就不可能有美国
等民主国家的正常的抗议集会和游行示威。因为没有沟通和谈判渠道
等通道来解决许多社会问题、政治问题,通常情况不可能有正常的抗
议集会和游行示威。一旦中共上层有分歧,社会上才有可能有大的抗
议集会和游行示威。由于持久的压制,再加上缺乏沟通和谈判通道,
并且由于发起的临时性,民间组织没有足够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加之
因中共的历史原因而压抑的不满和仇恨,社会会被激进的口号和情绪
推动,没有控制机制,也不可能达成共识。最后多是被中共顽固势力
利用,使社会不时地往后退。

从民主墙、89民运、中国民主党、到最近的维权运动,都能找到这样
的缘由。当然我们不能怪民间社会。这是中国的历史和专政制度造成
的。特别可以理解的是,有些人,一生辛苦,自己机会不多了,一有
机会,就推波助澜,更加上中共势力的误导(很显然民主运动和维权
活动并不是越激进越好。如果中国民众跟不上来,中共内的民主支持
者减少了话语空间,一切都是白搭),造成民运的被动,造成宪政民
主制度转型的艰难。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中国有一句言语: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就是说的这个情况。这需要时间逐步解
决。现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有所改进,但政治制度尚需要时日,
心急也没有用。我个人认为中国社会总体在进步,这跟中共的变化有
关系,但很清楚,这是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民众的努力的结果。

在中国,要有正常的抗议集会和游行示威,需要制度演进、创新;需
要建立沟通和谈判渠道;需要懂得宽容妥协;需要一定程度上对公权
力的授权、分割和制约;当然更需要改变中国的一个非常不好的成
语:“皇帝人人当,明天到我家。”是的,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们需
要的是宪政民主制度和自由公民社会。这些都需要时日。不管你个人
有什么感受,历史有时是无情的。实话说,在美国这个自由社会,我
比在中国胆子小多了,我很珍惜自由,法治下的自由。

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研究(www.ccdtr.org )提供

联系电邮:cdposc@gmail.com; ccdtrorg@gmail.com

2007年2月8日星期四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通知(15)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通知(15)
作者: 王培剑、赵旭明、毛伟华、方建移、王有才

我们如果做得好的话,我们就能在把中国政治从“灰色时期”转变为自然时期做出我们的努力。那时我们中国大陆就不用分“夜间”还是“白天”,中国成为我们每个人都能过完整人的生活的国家。这就是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意义和结果。那时我们中国民主党成员的个人也回归到人的状态,不用为争取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坐牢。这就是自由公民社会的前景。我们努力,我们期盼。

注:“完整人”是指一个人不仅有物质方面的需求,还会有精神方面的需求以及权利方面的需求。作为所谓高等动物的人,精神和权利的需求更体现人的方面。如言论自由、写作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选举和被选举的自由等。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通知(15)

中国社会的政治现实:灰色时期和“夜间人”现象

作者:王培剑、赵旭明、毛伟华、方建移、王有才

今天的中国社会经过近三十年的开放改革,跟毛泽东时期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国大陆民众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自由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财富有了很大的积累。这些我们都是应该看到的。当然这些是由中国民众努力创造的财富,而不是由中共创造的财富,虽然中国共产党作为7000万党员的大党也是有贡献的,但他们中的各级官员提供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方式获得了更多的财富。虽然由于政治体制变化很缓慢,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社会矛盾在增加,但只要经济增长在4%以上(胡温时期),如果中共内部高层不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即使有斗争,如果只是权力斗争(所谓“砍人头”,),我们可能会主动和/或被动介入,但基本不关我们的事,只是在权力斗争期间或结束之后,我们进监狱),民众自发力量还不足以对现有政权有巨大的改变。当然如果中国顶层或上层有人在现阶段在权力斗争中决定走民主化道路,那我们的介入会起到相当的作用(所谓“数人头”,公众有一定的影响力)。

但是如果经济增长少于3%,或者经济不再增长,财富分配会出现大的问题,绝大多数民众感到生活没有提高,加之激烈的社会矛盾和中共专政的恶劣形象,即使中共内部高层不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现有政权架构也是不能支撑的。更何况那时会“屋漏遇到梅雨天”,各种因素和矛盾会同时出现,现在的“一俊遮百丑”成为过去,中国政局必然发生变化。

因此,我们中国民主党为了中国能实现宪政民主的平稳转型,必须从一开始就要“未雨绸缪”,迎接到时的挑战。我们要从现在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渐进发展。既要勇敢,更要有智慧。做好长期的打算和准备。正如中国民主党成员陈树庆先生所说:“我们要敢于公开发言,我们要勇于公开发言,我们要善于公开发言,我们要智于公开发言。”通过公开发言,我们中国民主党可获得并增加社会影响力,通过公开发言,我们建立起中国民主党的网路和民众支持,为今后中国平稳走向竞争的政党政治的宪政民主制度做出我们的努力。

那我们现在能做什么?

首先我们要考虑安全因素,没有安全什么也做不了。美国也要成立国土安全部来保障美国的发展。每个联结于互联网上的计算机都要装很好的防病毒软件来保障计算机的文字成果。所以安全性是很重要的。这就是我们中国民主党要采取“筹备”方式,以“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为原则的原因。这“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是我们最低的自我约束要求的安全方式,也是我们许多人的信仰。当然我们还有《中国民主党章程》作为我们的约束条件,我们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还以 “中国自由正义党章程说明草案”以及《中国民主运动战略转移探索》作为我们自我约束的约束条件,但是我们还是知道在现阶段中国大陆发展竞争性的选举性政党还是有很大的危险因素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安全因素危险原因而采取取消主义方式。所以我们一定要思考、思考、再思考,尽量找到可能的地带,既要反对取消主义,更要防止急躁情绪,每天每人作为传道士一样联系宣传理念,找同路人,这是我们的mission, 建立起网路来。要防止搞少数人的内部架构,这很危险,因为每个人都是可存疑的,也不是现代民主政党的组织方式。我们已付出很大的代价,我们要不断地思考总结。我们一定要在中国大陆将中国民主党扎下根来。我们一定要将中国民主党建成现代真正民主意义上的政党。我们应进入勇敢和智慧并举的时期。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所要说的内容:灰色时期和“夜间人”现象(跟毛泽东时期的完全黑暗时期还是有很大的不同,那时人人都可能是魔鬼,父子、夫妻相互揭发、许多人被迫害致死等,惨不忍睹。)我们这里讲的是中国大陆社会当下的政治现实。而不是经济等问题。由于开放改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懂得言论自由和多党竞争的重要性。这既是“完整人”的真正的生活,也是社会消除腐败,遏制特权的社会制度方式。宪政民主越来越成为民众的共识。但是大多数人因为生存的需要,工作的需要,他们还是会维护自身的利益。这是很容易了解的,只要不是维护专政权力,为了自身的利益也是应该的。其实有许多人包括中共的许多官员也越来越明白这个道理。他们生活在灰色时期,他们过得是“夜间人现象”的生活。他们在朋友圈在私下也都知道并谈论中国要走宪政民主道路的道理,中国的制度要进行变迁,并随时可能变迁。但是他们本人通常不会公开来做。我们应该了解并理解这一现象。他们中有许多人即使是高官也会对我们私下帮助,给我们提供便利。但是我们也要考虑他们的处境,考虑他们的安全,把我们的事业发展好。不要认为只有我们公开的人才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不是这样的,生活是一个很广阔的天空。人也是很复杂的。试想一下,在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第一把手之前,谁知道他会做这一选择?而且,我们不要只盯住第一把手,其实有很多低、中、高层的官员都有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但是除非有任务,他们不可能跟一个处在危险之中的公开的激烈反对的人打交道。另外他们也要考虑他们自身的利益。所以我们也必须为他们考虑,然后才能得到他们的帮助。这是一个灰色时期,其实有着很广阔的光谱。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的话,通过许多年的积累,会有丰盛的果实。一定要记得,并不是只有我们要求过完整人的生活,并不是只有我们反对腐败,并不是只要我们要求社会公正,并不是只有我们要求宪政民主制度。

我们如果做得好的话,我们就能在把中国政治从“灰色时期”转变为自然时期做出我们的努力。那时我们中国大陆就不用分“夜间”还是“白天”,中国成为我们每个人都能过完整人的生活的国家。这就是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意义和结果。那时我们中国民主党成员的个人也回归到人的状态,不用为争取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坐牢。这就是自由公民社会的前景。我们努力,我们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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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完整人”是指一个人不仅有物质方面的需求,还会有精神方面的需求以及权利方面的需求。作为所谓高等动物的人,精神和权利的需求更体现人的方面。如言论自由、写作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选举和被选举的自由等。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通知(14)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通知(14)
作者: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关注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的内部发展工作。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希望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繁荣发展。现阶段,各自努力探索在中国大陆发展中国民主党的道路,将来如果有条件,而且二者各自发展都较好,并都是按现代民主政党运作的话,到时二者以及其他真正的中国民主党组织可以并且应该讨论并实施团结合作,促使在中国实现多党竞争的政党政治,有力推动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是以“中国自由正义党章程说明草案”、《中国民主党章程》、“中国民主运动战略转移探索”三者的交集为基础,遵循“中国民主党行动四原则”而组成的。它以自由民主为核心价值,是为促进中国民主党在艰难困境中寻找道理、开拓空间的情况下而发展起来的现代自由民主政党团队。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通知(14)

中国民主党各组织之间的关系

2006年11月11日--2006年1月23日

1.由于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与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思路、方法有很大不同。另外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由于并不清楚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的具体思路和方法,以及其他将来可以而且应该公开的原因,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暂时与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不发生组织关系。虽然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与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现阶段没有组织关系,但我们希望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的同人除非特殊情况,不要与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发生相互攻击事件。不是攻击性的理论文章除外。而且,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理解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的成员与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的成员交流和沟通。

2.对于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公开涉及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及其成员的文章,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可以而且应该作出解释性回应。

3.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关注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的内部发展工作。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希望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繁荣发展。现阶段,各自努力探索在中国大陆发展中国民主党的道路,将来如果有条件,而且二者各自发展都较好,并都是按现代民主政党运作的话,到时二者以及其他真正的中国民主党组织可以并且应该讨论并实施团结合作,促使在中国实现多党竞争的政党政治,有力推动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

4.对于中国民主党的其他组织,鉴于情况的复杂性,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将分别就不同情况做出不同的组织关系的决定。特别是有些号称的中国民主党的组织,其成员之间的关系不是现代政党应有的成员之间的关系,他们实质不是政党组织。至于政治庇护,如果确系参与或参加中国民主党而影响回到中国,或者在中国大陆已受到或可能受到政治迫害,中国民主党无论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应该同意申请办理政治庇护的。但是,伪造情况的情形必须是禁止的。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应是现代政党成员之间的关系,应该按现代政党方式运作,不应该出现因为在美国或别的国家的居留身份问题,成员之间出现非常不平等的权利问题,特别是在选举权等政治权利方面。否则,他们就不是真正的中国民主党的相关组织。我们不应与这样的组织发生关系。

5.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是以“中国自由正义党章程说明草案”、《中国民主党章程》、“中国民主运动战略转移探索”三者的交集为基础,遵循“中国民主党行动四原则”而组成的。它以自由民主为核心价值,是为促进中国民主党在艰难困境中寻找道理、开拓空间的情况下而发展起来的现代自由民主政党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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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要求无罪释放张建红、陈树庆、 郭飞雄、严正学、池建伟的声明

关于要求无罪释放张建红、陈树庆、
郭飞雄、严正学、池建伟的声明

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筹)

自2006年9月以来,中国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张建红、陈树庆、郭飞雄、严正学、池建伟相继被中共浙江、广东当局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逮捕、起诉或面临起诉。这是对人类正义、公平的颠覆,是对人类良知的践踏;是对中国现行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的蔑视和背叛。中国民主党对此表示愤怒和谴责。
前段时间,北京地方当局秉承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放"了维权律师高智晟先生。对于这样的处置,我们虽然不满意,但对照江泽民时期的处理方式,我们认为还是有很大的进步——对于这种进步,中国民主党表示赞赏。
我们敦请中央高层再次责令广东地方当局立即释放郭飞雄先生,责令浙江地方当局立即释放张建红、陈树庆、严正学、池建伟先生,以达到社会的真正和谐。
浙江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法治浙江"后,连续抓捕、关押了这么多正义之士,难道这就是"建设法治浙江"吗?中国民主党希望浙江省当局向北京市当局看齐,别再违背中央决策,"颠覆"和谐社会。
中国民主党呼吁浙江、广东各级法院的法官们,排除法律以外的干扰,公正审判。你们唯一的上司是法律。希望你们真正起到保护公民权利、维护法律尊严和社会正义的最后堤坝作用。
中国民主党反对封建专制,反对暴力,反对恐怖统治。我们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支持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为中国尽快融入世界主流社会,为中国人民真正拥有民主、自由、平等的公民权利而努力。

2007年1月18日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通知(13)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通知(13)
作者: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

在现阶段可积极参与赎回选票-中国公民不合作运动,提升中国民众的公民权利意识。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中国民主党在各地应推举候选人和支持独立候选人参与选举,在选举实践中,曝光黑箱操纵的假选举,促使已有的选举变成自由透明公正的选举,通过各种方式提升选举层次。因为非暴力的现代政党是通过竞选方式参与公共事务,提供政策主张由选民选举决定,因此,作为推行非暴力原则的中国民主党,如何提升选举层次,如何使选举成为自由透明公正的选举,如何促使普选在中国的实现是中国宪政民主转型过程中中国民主党的非常重要的工作和任务。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通知(13)
中国民主党的任务
2007年1月15日

1.转型中国大陆中共的一党专政政治权力架构,改变中国的皇权专制、极权统治、威权统治的社会基础和民众意识。驯服统治者,让他们转变为公共服务者。清晰明确所有公共权力必须受两方面约束:1,法律的明确规定,公共权力必须受到分割、制约、平衡;2,公众通过实践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民主选举等方式实现选择、制约、监督公共权力行使者。

2.培养中国民主党成员的宪政、民主、法治、联邦、共和等一整套的现代宪政民主制度概念,加深人权、自由、正义等人类普世价值的意识。改变传统专制皇权的观念和运作方式,建立现代自由民主政党。自我驯服成为现代公正正义法律下的民主自由的实践者,遵守现代公共规范,遵守现代法律。引导民众消除皇权专制意识,改变民众要求寻求“清官”的愿望,提倡独立公民意识,平民意识。不惧威权。在中国宪政民主转型过程中,实现两方面的驯服:1,驯服统治者(现代法律约束和民意约束), 变成公共事务服务者;2,民众自我驯服(遵循现代法律和提升公民意识), 成为独立思考的现代公民。

3.防止中国在现代宪政民主转型过程中出现暴力混乱和衰变,防止中国动荡分立,因为动荡分立是权谋者的战场,平民百姓的苦难岁月。从三国以来分立就是战乱的历史告诉我们,我们是应该解决问题(改变专制皇权、专政极权的制度和意识,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培养自由公民社会)的公共政党团队,不应是制造问题的政治团队。未来的中国应是自由而繁荣的中国,而不是战乱分立的场所。这有利于中国和中国人民,同时,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现代,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世界大国,这非常有利于其他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展。

4.在现阶段可积极参与赎回选票-中国公民不合作运动,提升中国民众的公民权利意识。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中国民主党在各地应推举候选人和支持独立候选人参与选举,在选举实践中,曝光黑箱操纵的假选举,促使已有的选举变成自由透明公正的选举,通过各种方式提升选举层次。因为非暴力的现代政党是通过竞选方式参与公共事务,提供政策主张由选民选举决定,因此,作为推行非暴力原则的中国民主党,如何提升选举层次,如何使选举成为自由透明公正的选举,如何促使普选在中国的实现是中国宪政民主转型过程中中国民主党的非常重要的工作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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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腕下的稳定无法长久

铁腕下的稳定无法长久
作者: 林达

稳定确实是最重要的事情,动荡的社会不可能有百姓的幸福。可是,所谓铁腕下的稳定,又不同于民主社会的稳定。为什么这样说呢?所谓民主社会,就是按照多数人的意愿过日子。这种意愿通常通过选举来表达。可是,并不是说选出来的政府领导,就一定会达到一个稳定社会。假如说,一个国家的政治家们追求不同的激进政治理想,百姓在政治上不成熟,被政治家煽得五五对阵,不同的理念尖锐冲突,相互不可调和,有着你死我活的劲头,那么选举就可能成为斗争的延续,此上彼下只是为王为寇的关系,上去的并不打算包容下来的,下来的也一心想推翻上去的,这样的社会很难稳定。这样的社会最终达成稳定,必须经历一段艰难的甚至流血的过程。直到某一天,噩梦醒来是早晨,大多数人终于对争斗厌倦,开始理解和平稳定对大家有利,懂得以妥协换取双赢。到了这个时候,大家心甘情愿化干戈为玉帛,不再咬定自己的激进理想主义,终于开始好商好量、踏实过日子,从此步入新阶段,才是民主的稳定。一旦进入这样的阶段,大家尝到甜头,真的会这样过下去,时间越长越稳定。许多国家走过这样的道路,从动荡达成稳定。这些已经实现民主稳定的国家,一旦发生分歧,外面看着说,不得了了,竞选双方很激烈,选票票数很接近,国家要分裂,里面的人其实却一点不紧张。经过长期的民主生活,社会已经非常习惯以沟通妥协来协调。双方在核心价值上趋于一致,不一致的只是一些具体做法的差异。这样的稳定是真实的稳定。

林达:铁腕下的稳定无法长久

最近,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突然去世,使得这个神秘小国家引起了世界的关心,神秘面纱也一点点被揭开。之所以神秘,是因为原苏联十五个加盟国中的这个小国,在苏联解体之后,一直过着封闭生活。外国人要进去访问困难重重,里面的国民也在新闻封锁的环境中生活。人们称这位总统的统治,是铁腕下的稳定。

稳定确实是最重要的事情,动荡的社会不可能有百姓的幸福。可是,所谓铁腕下的稳定,又不同于民主社会的稳定。为什么这样说呢?所谓民主社会,就是按照多数人的意愿过日子。这种意愿通常通过选举来表达。可是,并不是说选出来的政府领导,就一定会达到一个稳定社会。假如说,一个国家的政治家们追求不同的激进政治理想,百姓在政治上不成熟,被政治家煽得五五对阵,不同的理念尖锐冲突,相互不可调和,有着你死我活的劲头,那么选举就可能成为斗争的延续,此上彼下只是为王为寇的关系,上去的并不打算包容下来的,下来的也一心想推翻上去的,这样的社会很难稳定。这样的社会最终达成稳定,必须经历一段艰难的甚至流血的过程。直到某一天,噩梦醒来是早晨,大多数人终于对争斗厌倦,开始理解和平稳定对大家有利,懂得以妥协换取双赢。到了这个时候,大家心甘情愿化干戈为玉帛,不再咬定自己的激进理想主义,终于开始好商好量、踏实过日子,从此步入新阶段,才是民主的稳定。一旦进入这样的阶段,大家尝到甜头,真的会这样过下去,时间越长越稳定。许多国家走过这样的道路,从动荡达成稳定。这些已经实现民主稳定的国家,一旦发生分歧,外面看着说,不得了了,竞选双方很激烈,选票票数很接近,国家要分裂,里面的人其实却一点不紧张。经过长期的民主生活,社会已经非常习惯以沟通妥协来协调。双方在核心价值上趋于一致,不一致的只是一些具体做法的差异。这样的稳定是真实的稳定。

而铁腕下的稳定,民众没有发言权。民众的意愿能不能表达、能表达多少,全看铁腕“铁”的程度。民众的生活方式,也就是由一个铁腕在规定。土库曼斯坦已故总统是够铁的,他说不能看芭蕾舞,大家就没芭蕾舞看,他说在汽车里不准听音乐,大家就听不成。假如土库曼人民自己决定不要什么,那是另一回事。由一个领袖来为全体国民作决定,表面上的稳定下面,是内在的不稳定。这位总统还算英年早逝,就这样还整整坚持了二十年,二十年里,土库曼人就只能按照他一个人的口味趣味过日子。也许我们可以说,不管怎么说,他仗着天然气资源,能让老百姓吃饱了还免交水电费,有种种高补贴。这是资源型的高福利。可是,说句冒犯的话,人不是猪,除了吃饱之外,人有更深一层的精神需求,有最基本的追求个人自由的权利,有听音乐看芭蕾舞唱流行歌曲的权利。再说,是大家为着过更好的日子,才选几个人来管理公众事务,把他们叫做政府的,怎么可以本末倒置,出来个“铁腕”,违背大家的意愿,按照个人意志来规范社会、扭曲大家的生活、窒息自由、扼杀人的天性呢?真是一不留神,主人变奴仆,公仆变皇上。

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领导人的健康和去世,对社会不会发生什么大影响。从土库曼斯坦总统去世后局面的诡异,就可以知道,铁腕的稳定是暂时而靠不住的。一方面,这不是大家认同的正常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民众从来就没有与对立意见如何协调共处的经验。高压一旦撤去,非常社会的弊端会突然显露出来。一旦被驱逐和被压抑的对立政治力量走到一起,他们之间的对话,要比习惯于民主沟通的国家困难得多。我们只能遥祝土库曼人民好运气,能够比较平和地渡过一个转折期。这是必定要发生的转折,早发生比晚发生好,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没有人能永远禁止土库曼人看芭蕾舞。

未来中国 www.ccdtr.org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通知(12)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通知(12)
作者: 李兴中、陈志伟、毛伟华、王有才、冯鉴、王柏祥、王智华、赵旭明

中国民主党公开注册成员从几百万人向几千万人发展将是一个慢速增长期,因为这是中国民主党前二个时期的快速增长决定的,这时中国共产党会进行改组,中国共产党会出现分化,可能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部分也已经改名。但中国民主党因为没有太多执政经验以及可能发生的权力导致腐败也在中国民主党中出现,虽然中国民主党会通过媒体等宣布废止这些人的中国民主党成员的资格,但中国公众已有比较多的平常心来对待中国民主党,而且中国民主党自身的调整已变得十分必要,中国民主党的一些初始成员因年龄因素而退出实际政治活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出生的成员成为中国民主党的主流,少数1990年代出生的成员开始成为中国民主党的重要成员。中国民主党也可能发生较大的分化重组。如果调整成功,中国民主党中的成员在那时有可能被选为全国性政务员。比如总统、议会议长等职务,也有一些可能参与全国性政府中的部级官员,或者当选为一些省级政务员,或全国性议会议员。(2025-2028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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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1930,1940,1950,1960年代出生的中国民主党成员主要做好架桥修路、挖基打桩的义工工作,或者说是做好设计和构造硬件框架,甄别和发掘源代码功能,开发和创造内核软件(软体)的义工工作,我们与其他中国公民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同情、理解、支持自由民主的中国共产党成员一道,为中国宪政民主转型做好努力,修出正果,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在中国实现政党轮替,完成从一党专政统治向多党宪政民主治理的转型。或者说完成从力量权力统治到理念法律治理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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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7年新年之际,此文同时呼吁关注那些为中国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权而奋斗而被中国当局政治迫害、拘押、监禁等的每个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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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通知(12)
发展瓶颈问题和不准确的预测(2)
2007年1月1日

作者:李兴中(北大,UIUC)、陈志伟(中科大,UIUC)、毛伟华(浙大)、王有才(浙大,北大,UIUC)、冯鉴(浙大)、王柏祥(浙大)、王智华(北师大)、赵旭明(北京理工大学)

(续)

(大家新年好!)

中国民主党公开注册成员从几百万人向几千万人发展将是一个慢速增长期,因为这是中国民主党前二个时期的快速增长决定的,这时中国共产党会进行改组,中国共产党会出现分化,可能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部分也已经改名。但中国民主党因为没有太多执政经验以及可能发生的权力导致腐败也在中国民主党中出现,虽然中国民主党会通过媒体等宣布废止这些人的中国民主党成员的资格,但中国公众已有比较多的平常心来对待中国民主党,而且中国民主党自身的调整已变得十分必要,中国民主党的一些初始成员因年龄因素而退出实际政治活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出生的成员成为中国民主党的主流,少数1990年代出生的成员开始成为中国民主党的重要成员。中国民主党也可能发生较大的分化重组。如果调整成功,中国民主党中的成员在那时有可能被选为全国性政务员。比如总统、议会议长等职务,也有一些可能参与全国性政府中的部级官员,或者当选为一些省级政务员,或全国性议会议员。(2025-2028年前后?)

注: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国际国内等特殊条件下用了28年时间取得绝对权力的专政政权。我们中国民主党不可能也不追求取得绝对权力,我们中国民主党追求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培养自由公民社会。所以,如果中国民主党能在未来中国发展成重要大党的话,其中的成员如能被选民选择担当全国性领导人可能也需三十年时间左右。所以1970年代出生的中国民主党成员应是我们中国民主党重点培养和发展的对象。当然,由于现代科技、通信、国际形势已发生较大的变化,中国未来变化的发展进程如没意外情况,应该比上个世纪要快,所以说五十年代以及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公民也有许多机会在中国宪政民主转型过程中实现参与者本人的理想和抱负,但是我们1930,1940,1950,1960年代出生的中国民主党成员主要做好架桥修路、挖基打桩的义工工作,或者说是做好设计和构造硬件框架,甄别和发掘源代码功能,开发和创造内核软件(软体)的义工工作,我们与其他中国公民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同情、理解、支持自由民主的中国共产党成员一道,为中国宪政民主转型做好努力,修出正果,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在中国实现政党轮替,完成从一党专政统治向多党宪政民主治理的转型。或者说完成从力量权力统治到理念法律治理的转变。

[王有才注:以上内容是以中共高层或顶层不出现戈尔巴乔夫和/或叶利钦为前提的,这一假定是假设基于中共已吸取苏联和/或俄罗斯的历史教训而作出的选择。戈尔巴乔夫当时是因俄罗斯经济发展面临巨大困境而作出的寻找出路的举措。而中国现阶段暂时没有太大的经济发展问题,所以中共自己改革自己特权的行为如果没有经济困境和/或外界巨大的压力是很少有可能性的(当然现在的国际环境与当时苏联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同,而且中共中也有要求建立民主制度的人)。因此我们民间必须继续通过长期艰巨的缓慢积累(15年或2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实现中国宪政民主转型(比较数千年的皇权统治,时间也不是太长)。当然,如果中共高层或顶层在10年内出现戈尔巴乔夫,那中国的民主进程会加快,我们欢迎这样的变化发展,不过,我们明白,这样的变化是制度变迁,是我们所希望的。而那时起主要作用的肯定是此前在中共中身居要职的人,他们拥有政治、经济、组织等多种资源,他们只是翻了一块牌子,非常容易,正如苏俄变化那样。(另外,由于尚没有强有力的民间的全国性的有组织的平衡力量,加之共产党历来的权力斗争,很难有好的宪政民主制度安排,国家很可能裂变,产生很多问题。专制统治模式也容易回潮。)在那样的情况下,民间人士除极少数有理论功底和影响力、组织管理能力、社会根基以及和中国高层有关系的人士之外,大多数人将因完成历史使命而被新的生活形态边缘化。因为那时需要的是资源、实力和智慧。如果中共在十年内没有巨大政治改革,民间通过长期细致的组织化积累,民间组织避免犯大的致命的错误,15年、20年之后,民间组织到时可能能提供具有综合实力的候选人群,民间力量才显示出优势,中国社会有了强有力的全国性的平衡力量,朝野能够达成较好的宪政民主的程序和制度安排(如直选和普选),中国整个社会能够动态平稳地完成现代宪政民主转型。

不能想象,像中国这样一个巨型专政大国,除非中共内部发生变化,外界非组织的力量或几个英雄人物能改变中国的制度。即便以前的成功或不成功的改朝换代,都是巨大的组织力量才有可能的,近代的太平天国、国民党、共产党都是如此。没有例外。武昌起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成功,因为那不是真正的组织运作,因而起义之后行不成制度化,导致混乱和军阀混战。其他的转型如苏俄是苏联共产党领袖戈尔巴乔夫发起的,因而后来主要是一部分原苏共官员掌控变局;即便是小国或地区如南非、波兰、南韩、台湾,都是当地反对派组织或反对派政党和民间社会合作推动并在统治上层部分接受新的民主文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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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邮:cdposc@gmail.com
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研究(www.ccdtr.org) 提供
联系人:张伊瑢、陈志伟、Katharine Hill、陈卫东、龚芳萍、毛利杰、王有才、周建和
联系电邮:ccdtrorg@gmail.com

在2007年新年之际,此文同时呼吁关注那些为中国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权而奋斗而被中国当局政治迫害、拘押、监禁等的每个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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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民主事业进行到底——2007年元旦献辞

将民主事业进行到底——2007年元旦献辞
作者: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自1998年成立以来,与中共专制政权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争,虽然屡战屡败,但却屡败屡战。我们来自底层民众,我们代表民众的利益,扎根于民众之中。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民主事业,因此,我们得到国内外正义力量的支持。所以,我们不仅愈战愈勇,而且愈战愈强。为了实现百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民主伟业,我们不怕牺牲,不怕坐牢,不怕妻离子散,不怕家破人亡。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仍将一如既往地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作一些脚踏实地的工作。我们衷心希望海内外民运力量团结一致,将伟大的民主事业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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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民主事业进行到底——2007年元旦献辞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

我们站在高山之巅,远望着东方地平线。在那里,一轮红日正喷薄而出,冉冉升起。这轮红日就是民主。民主的阳光普照中国的大地,已不再是遥远的事了。
民主对于中国来说是一场千秋伟业,从严复翻译《天演论》算起,我们已经用了一百多年时间来追求它。这一百多年来的政治史,就是民主与专制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的一些热血青年,曾经也追求过民主,也为民主牺牲过。但是,中共取得政权后,很快就走向了反面,成了专制统治者。不仅如此,它还变本加厉,集中国历史上专制之大成,堕落为空前绝后专制政权。它五十七年的统治,把中国变成了一座大监狱。因此,中国人民真正意义上的争民主的斗争,是在共产党统治时代。中共的党政军官僚,垄断性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上层,教育、文化、新闻界权贵以及在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靠贿赂、投机、偷税、走私等手段发家致富的新贵,共同构成中国的制度性食利者阶层,成为中国最大的寄生集团,从而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对于这个寄生集团而言,稳固现有统治秩序,是它最根本的利益所在。对现有制度的任何民主化改变,都被视为对这个集团既得利益的挑战。由于中共当局顽固地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并不遗余力地对要求民主的人士进行镇压,所以民主与专制的斗争,一直是中国社会矛盾的焦点。
现代意义的中国民主运动,始于1979年的民主墙。1989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1998年全国性的组党运动,把中国民主运动推上了新的台阶。中国共产党把民主运动视为洪水猛兽,在三波民主高潮中,都有大批的民主志士被投入监狱。另有更多的民主志士被开除工作,中共拿他们的家庭作抵押,拿他们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当人质,逼廹他们每天为五斗米折腰,企图累垮他们、拖垮他们、消灭他们。但是,中国的民主志士并没有被压倒,被拖垮,被征服。近年来,随着公民维权运动的兴起,民主运动又东山再起。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相辅相成,互为倚角;风借火势,火乘风威,风火燎原,已是大势所趋。
中共当局自胡温上台以来,政治上更趋保守。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寡头集团,一方面加紧打压媒体、封锁网路、关闭网站,用《突发事件应变法》等恶法来管制新闻自由,一方面镇压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同时出台《军队处置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这样的恐怖法规来震慑、恐吓老百性,把中国投入白色恐怖之中。2006 年,胡锦涛在鼓吹"和谐社会"的同时,加大了对国内反对派的打击力度。从3月份以来,中共当局先后对陈光诚、郭起真、谭凯、李元龙、阳小春、程翔、赵岩、陆建华、高智晟、张建红、陈树庆、郭飞雄、池建伟、严正学、李建平等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关押、逮捕、判刑。与此同时,又将全国各地的上访民众、法轮功学员、基督教教徒或劳教劳改,或关入精神病医院加以廹害。总之,2006年是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最恐怖的一年。
在过去的一年里,浙江省有五位民主志士被投入监牢,他们是:谭凯、张建红、陈树庆、严正学、池建伟。浙江的中国民主党人多次被刑事传唤,浙江维权人士多次被恐吓、驱赶、跟踪、关押、拘留、劳教、判刑。但是,浙江人民决不会被白色恐怖所吓倒、所压服,浙江的中国民主党人压不倒、打不垮、摧不毁。浙江是辛亥革命的故乡,在近代史上是个英雄荟萃之地。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王金发、龚宝铨、章太炎、蔡元培、陈英士等辛亥志士的英名已永垂不朽,并将激励着如今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人们。在与中共专制政权抗争的中国民主运动中,浙江也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人物:吴义龙、毛庆祥、祝正明、谭凯、张建红、陈树庆、严正学、池建伟、朱虞夫、王有才、徐光、陈龙德、王东海、戚惠民、范子良、单称峰、吕耿松、林辉等等,他们是浙江人民的骄傲,是浙江民运的希望。浙江民运是中国民运的一部分,因此,他们的存在,也给中国民运带来了希望。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自1998年成立以来,与中共专制政权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争,虽然屡战屡败,但却屡败屡战。我们来自底层民众,我们代表民众的利益,扎根于民众之中。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民主事业,因此,我们得到国内外正义力量的支持。所以,我们不仅愈战愈勇,而且愈战愈强。为了实现百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民主伟业,我们不怕牺牲,不怕坐牢,不怕妻离子散,不怕家破人亡。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仍将一如既往地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作一些脚踏实地的工作。我们衷心希望海内外民运力量团结一致,将伟大的民主事业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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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支持中国公民不合作运动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支持中国公民不合作运动
作者: 中国公民不合作运动/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

尊敬的朋友:

你好!
赎回选票行动从2006年9月30日从16位公民发起,现在全国24个省份的158位公民已经发表了个人的赎回选票声明。您呢?您的一票投给了谁?或者准备投给谁?请您投好自己神圣一票,为中国的建设出一份力!

由于网络开始了对赎回选票行动的全面封锁,十分欢迎您根据自己的能力,帮助转发、转贴以及散发赎回选票的全部或者部分文档,每人做一点点,社会就进步一大步!

我们需要您的努力!

唐荆陵
--
中国公民不合作运动--赎回选票行动第16人--发起人兼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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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不合作运动
唐荆陵朋友:

谢谢!
公民社会就是由像你们那样的人的努力一点一滴培养和发展起来的。
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的努力!我们会将你们给我们的信息全部记录在我们的网站上。

新年好!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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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12/28/06, 赎回选票 wrote:

尊敬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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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回选票行动从2006年9月30日从16位公民发起,现在全国24个省份的158位公民已经发表了个人的赎回选票声明。您呢?您的一票投给了谁?或者准备投给谁?请您投好自己神圣一票,为中国的建设出一份力!

由于网络开始了对赎回选票行动的全面封锁,十分欢迎您根据自己的能力,帮助转发、转贴以及散发赎回选票的全部或者部分文档,每人做一点点,社会就进步一大步!

我们需要您的努力!

唐荆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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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通知(11)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通知(11)
作者: 李兴中、陈志伟、毛伟华、王有才、冯鉴、王柏祥

在中国大陆中国民主党公开成员从几百人向几千人以及从几千人向几万人发展是二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也是风险和危险较多的时期。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比如说还需要5年或者10年,这个时期也是中国民主党建成怎样的政党的时期。所以对于中国民主党的建设也是非常关键的时期,因此这二个时期在国内参与和参加中国民主党的成员理应在今后中国宪政民主转型之后在中国民主党内有被推举为竞选候选人的优先权。其中为中国民主党坐牢的经历、为中国民主党写说服文章的数据、以及影响和发展介绍中国民主党的资料而吸引其他中国公民成为中国民主党的成员等的工作、说服企业界人士理解支持中国民主党的工作、说服中共官员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工作、以及个人的其他各个方面都应作为今后党内推举候选人的重要依据。这二个阶段也是因为中国民主党内有太多的各种各样情况和各种各样人员而被中国的一些民众以及一些独立知识分子不理解以致误解的阶段。过了这二个关键阶段,中国民主党将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2015年?)

如果中国民主党成员能发展到几万人,那么,中国民主党的公开成员从几万到几十万人的变化将是一个高速发展期,这时大多数有任务的人会变成中国民主党成员(对在前二个时期有破坏作用的人应加以鉴别,有些有特别危害的人应在转型后通过法院提供证据寻求公正判决),因为那时的任务将没有太多价值,而中国民主党将给中国民主党成员提供一个很好的舞台。那时可能还有少量风险,但都将是因参与晚了的有能耐的人想在中国民主党内如何发挥更大影响力的情况而出现的组织内部的冲突而引起的外部效应,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但总的来说,只要中国那时已有乡镇、县(城市的街道、区)以上直选,这个问题不会很大。每个人都会做好自身地区的选民认同工作。所以,这与中国的政情发展有关。如果没有直选安排,这个时期会给中国民主党带来困惑,同时也会给中国带来困惑。但,显然,如果到了这个阶段,中国民主党可能已完成注册登记,中国民主党成员也要求在党内进行登记注册,以因应内部竞争初选推举候选人。那时中国民主党应是一个比较有规则和通过良好程序运作的现代政党。那时中国民众已对中国民主党有比较好的感觉。中国公民的自由度会有很大提升,通过竞争遏制腐败有了一些效果。(可能在 2018年前后?)

中国民主党公开注册成员从几十万人向几百万人的发展时期也应是一个高速发展期,那个时候如果中国已开始地(市)级以上直选,应该说对中国民主党和中国社会都是一个动态开放的平稳变动时期。中国到那时应有一个现代宪法架构,中国应该准备向省级直选过渡。并可能筹备全国直选法律程序和制度安排。(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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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瓶颈问题和不准确的预测(1)

2006年12月26日

作者:李兴中(北大,UIUC)、陈志伟(中科大,UIUC)、毛伟华(浙大)、王有才(浙大,北大,UIUC)、冯鉴(浙大)、王柏祥(浙大)

中国民主党在当下的中国大陆通常情况下已有公开成员数百人,当国内形势严峻时,公开成员人数还会减少,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这样的人数不能对中国产生太多实质性的影响。而且,可以想象,里面有很多持有各种任务的人。因此,现阶段是中国民主党发展的非常困难的时期。也是风险和危险很大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不鼓励中国民主党成员在中国大陆的任何组织活动。每个参与者最好以独立身份参与中国民主党活动。在向朋友、亲戚、邻居、同学、同事、战友、同乡介绍情况时最好以中国民主党兴趣者的名义或中国民主党义工的名义进行,不要做入党介绍人,应该由每个人自身做出选择参加中国民主党,可以介绍我们的网站地址(www.ccdtr.org )给他们了解。对刚了解中国民主党的中国公民来说,如果认同中国民主党,最好的状态是在了解许多情况后,可以提供资料 给 cdposc@gmail.com, ccdtrorg@gmail.com ,并自我公开声明是中国民主党的成员,但暂时不参与组织活动(信仰自由)。而且,在我们网站上注册的网民显然不一定是中国民主党的成员。如果我们将你们的名字列入我们的文本,那是我们“邀请的”,不能作为法律证据,你们的公开声明尽管可能被我们录入成为我们邀请的名单,但你们与我们只有虚拟的组织联系。当然,已准备坐牢愿为中国民主党做出贡献的中国公民除外,那样你们可以回应我们的文本,但我们在现阶段(2008年之前)显然不鼓励你们做出这样的决定。一旦你们有人这样做,而且导致你们被判刑,我们会为你们呼吁,并将你们的个人信息送往有关国际组织和政府机构以及许多国际媒体。但你们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其中对你们个人释放的作用有限。希望你们多加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因此,我们希望想要参加中国民主党的中国大陆的人员应把参与中国民主党活动作为日常生活一样来对待,逐步积累,平稳发展。当然,我们不反对但也不鼓动你们中有人在与当地朋友协商后(充要条件,以便通过媒体采访报道,特别是当成员被抓捕后)准备为中国民主党做出贡献同时扩大自身影响力的在现阶段有相当风险的媒体放大行动。我们肯定会予以配合帮助你们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在中国大陆中国民主党公开成员从几百人向几千人以及从几千人向几万人发展是二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也是风险和危险较多的时期。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比如说还需要5年或者10年,这个时期也是中国民主党建成怎样的政党的时期。所以对于中国民主党的建设也是非常关键的时期,因此这二个时期在国内参与和参加中国民主党的成员理应在今后中国宪政民主转型之后在中国民主党内有被推举为竞选候选人的优先权。其中为中国民主党坐牢的经历、为中国民主党写说服文章的数据、以及影响和发展介绍中国民主党的资料而吸引其他中国公民成为中国民主党的成员等的工作、说服企业界人士理解支持中国民主党的工作、说服中共官员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工作、以及个人的其他各个方面都应作为今后党内推举候选人的重要依据。这二个阶段也是因为中国民主党内有太多的各种各样情况和各种各样人员而被中国的一些民众以及一些独立知识分子不理解以致误解的阶段。过了这二个关键阶段,中国民主党将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2015年?)

如果中国民主党成员能发展到几万人,那么,中国民主党的公开成员从几万到几十万人的变化将是一个高速发展期,这时大多数有任务的人会变成中国民主党成员(对在前二个时期有破坏作用的人应加以鉴别,有些有特别危害的人应在转型后通过法院提供证据寻求公正判决),因为那时的任务将没有太多价值,而中国民主党将给中国民主党成员提供一个很好的舞台。那时可能还有少量风险,但都将是因参与晚了的有能耐的人想在中国民主党内如何发挥更大影响力的情况而出现的组织内部的冲突而引起的外部效应,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但总的来说,只要中国那时已有乡镇、县(城市的街道、区)以上直选,这个问题不会很大。每个人都会做好自身地区的选民认同工作。所以,这与中国的政情发展有关。如果没有直选安排,这个时期会给中国民主党带来困惑,同时也会给中国带来困惑。但,显然,如果到了这个阶段,中国民主党可能已完成注册登记,中国民主党成员也要求在党内进行登记注册,以因应内部竞争初选推举候选人。那时中国民主党应是一个比较有规则和通过良好程序运作的现代政党。那时中国民众已对中国民主党有比较好的感觉。中国公民的自由度会有很大提升,通过竞争遏制腐败有了一些效果。(可能在 2018年前后?)

中国民主党公开注册成员从几十万人向几百万人的发展时期也应是一个高速发展期,那个时候如果中国已开始地(市)级以上直选,应该说对中国民主党和中国社会都是一个动态开放的平稳变动时期。中国到那时应有一个现代宪法架构,中国应该准备向省级直选过渡。并可能筹备全国直选法律程序和制度安排。(2021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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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联系人:张伊瑢(1984)、陈志伟(1979)、李兴中(1974)、Kathrine Hill、陈伟东(1972)、龚芳萍(1972)、毛利杰(1970)、王有才(1966)、周建和(1948)

浙江联系人: 王东海、王荣清、单称峰、吴晓玲、朱虞夫、徐光、吕耿松、任伟仁、林辉、祝正明、戚惠民、高海兵、 杨建明、范子良、高烨炬、万珍、萧利彬、张中政、王培剑、毛奇峰、高建松、朱春华、毛伟华、王富华、 余元洪、 余铁龙、 赵旭明、 楼裕根、 胡贤焕、王荣耀、杨建民、尉国平、 郑玉林、陆 奇、董汉强、张义才、郑慧利、曾绍平、张鲁毅、郑大中、叶友富、殷蔚红、毛奇峰、李锡安 、沈建明、王海燕、王有华、叶红、 刘义生、方进文、陈雪峰、范逸义、王哲军、吴越雨、王思起、方建移、许 华、鲍利平、席传喜、 裘金友、毛时法、潘天云、庄德文、冯鉴、李三石

广西联系人:李志友、黎小龙、薛振标、杨在新、李强

贵州联系人:陈西、曾宁、廖双元、黄燕明、卢勇祥、孙光全、李任科、方家华、杜和平、 陈德富、张重发、邓浩洋、马桂荣、 徐国庆、 吴郁、 葛实如、陶玉平、 全林志、李伟、张新佩、吴永飞、张明珍、吴玉琴、莫建刚、申有连

四川联系人:欧阳懿、邓永亮、陈卫

福建联系人:林信舒、张保帧

广东联系人: 杨涛、马少方、黄志道、周林

河南联系人:王冰、安宁、翟伟民、魏武、郭海峰

湖北联系人:吕新华、胡俊雄、萧诗昌、陈忠和

北京联系人:任畹町、赵昕、李海、高山、刘京生、马文都、齐志勇、王国齐、胡佳、赵晖、康玉春、王天成、陈青林、 薛野、庞梅青、张玉祥、钱强、高玉祥、沙裕光、贾建英、周舵、宋志坚、蔡建、丁小平、彭嵘

重庆联系人:武中立

联系电邮:ccdtrorg@gmail.com

注1:国内的人不负法律责任,记录的名单是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研究“邀请的”名单。
注2:联系人多是为了多个渠道了解中国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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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1:国内的人不负法律责任,记录的名单是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研究“邀请的”名单。
注2:联系人多是为了多个渠道了解中国民主党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通知(10)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通知(10)
作者: 王培剑(1972)、方建移(1968)、王有才(1966)、陈树庆(1965)、许建全(1963)

中国民主党要建成现代民主式的政党,成员的一人一票的票决权非常重要,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选民的一人一票的投票权,表达权。这要有好的直接的自由而公正的选举制度决定,在此之前,中国民主党应该保持一个具有宪政、法治、民主、联邦等一整套现代文明社会的价值的知识、观念、和行为的明确说服力、行动力和引导力的政党,积极实践公民结社表达权利。在促使中国从力量权力统治向理念法律治理的转型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局部混乱,中国民主党支持警察在保持执法相对于独立政党中立性的前提下按法律行事,阻止暴力性的混乱,保护非暴力的有序的公民集会和游行示威的权利,保持社会平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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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努力促使中国大陆从以力量权力统治为主的社会走向以理念法律治理为秩序的社会,或者说,那时,正如林达(夫妇)先生所说:总统是靠不住的。那时,我们没有人格人的“皇帝”,但我们有文格体的“皇帝”,如果我们一定要保留“皇帝”概念的话,简单地说:实施保障人权自由正义的法律就是我们要的秩序;保障人权自由正义的法律(现代宪法)就是中国转型后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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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特别说明的是:陈树庆现已被逮捕,我们关注他的状况。因为他有足够的法律知识,而且他完全按法律内容进行实践结社权利,参与中国民主党活动。即便他的文章都是自我控制,以监督为范围的。所以我们认为他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他的关押和逮捕是“非法(普世的人权法)”的。他在未关押之前特别对我们说,“要敢于公开发言、要勇于公开发言、要善于公开发言、要智于公开发言”,大声公开发言,并在现有法律范围内在国内参与中国民主党的组党实践,会对中国社会、中国民众、中国未来产生积极影响。现阶段因中共一党专政,参与组党实践处于民主运动的前沿活动,既要发出声音,又要有理、有利、有节,现阶段以中国民主党的组党实践为试验,以体制外监督制衡为主,以我们有限的力量,发挥有效的影响和作用。做好中国民主党的智慧发展工作,对中国大众、对中国宪政民主转型、对整个世界、甚至对极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党员都是有巨大好处的。

秩序原理

2006年12月17日
作者:王培剑(1972)、方建移(1968)、王有才(1966)、陈树庆(1965)、许建全(1963)

一个社会通常可分为秩序状态和/或混乱状态,对于中国的历史,周树人先生有一句名言,即:“做稳了奴隶的时期”和“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期”。

如果一个社会只有这两种状态,那中国民主党愿意选择“做稳了奴隶的时期”。或者说,中国民主党在“秩序”和“混乱”之间,首先选择“秩序”,因为混乱是权谋者的战场,吃苦受难的是一般民众。但是,中国民主党在选择秩序时对秩序有更高的要求,中国民主党在选择“秩序”之后,要对秩序进行细分,中国民主党不要民众“做奴隶和臣民”的秩序,中国民主党希望并要求民众能“做平民和公民”的秩序。因此,中国民主党既不要旧有的“奴隶主帝王”,中国民主党也不希望出现新的“披着民主自由概念外衣” 的新型的“奴隶主帝王”。

那么,“臣民秩序”和“公民秩序”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臣民秩序”中的秩序是由暴力力量型为基础而导致的秩序,通常伴随着恐怖、欺骗和血腥的简单的自上往下的权力命令方式,简称力量权力统治。而“公民秩序”中的秩序是由人权理念建构的宪政民主法治秩序。通常由民主选举、民意表达、公民自治、地方自治、公权力的制约和平衡等宪政安排以及非常重要的自下而上的权力授予的复杂的网状结构。简称理念法律治理。中国社会现阶段在有些方面已向复杂社会发展,已有了一些法律治理(主要在经济、社会、文化方面),但力量权力统治的分量远多于理念法律治理的分量,特别是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中国大陆至今还是完全的力量权力统治。我们中国民主党主要是为了有序地将中国从力量权力统治向理念法律治理过渡,或者说,是要使中国从一党专政的体制向多党宪政民主的体系的转型。所以中国民主党要建立网状的自下而上的授权式体系,或者说是美国式的政党体系。而不是私家党式的寡头体系。有人说,中国国情不适合这样的政党模式,显然,一模一样当然没有必要,但我们认为这是有人不想要这样的政党组织,因为这样不宜于集中权力,或者说不容易搞阴谋,不容易搞虚假的恬不知耻的自我标称(所谓的伟大光荣正确)。而且,很明显,如果用国情说事,那么专政统治者也完全可以说,中国国情不适合搞宪政民主。这样的逻辑才是相通的。所以,我们参与推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转型的政党团队不应该同意这样的说法。对于有人想把中国民主党往集权道路上引导特别是想利用暗箱操作搞家党制的动作,过去我们为了顾全大局忍气听声,因为有太多民主党成员囚禁在监狱里,过去我们说服很多朋友从长远着眼,如果有人认为我们柔弱可欺,那可就错了。而且现在我们做出决定:如果再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到时会支持一些人员予以反击,公开历史真相并通过媒体向公众解释我们知道的这些历史真相中的丑陋的权谋暗箱操作而导致的对中国民主党发展的伤害。将所有历史事实通过媒体表达公告出来(这符合中国民主党的公开性原则),并且由我们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研究中的成员翻译成英文向美国媒体投稿,发表在英文媒体上,并抄送给有关的个人、大学、机构、政府,让大家了解事实真相。一个不懂得学习的组织、政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同样,一个不懂得总结经验教训的组织、政党也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显然,我们中国民主党要吸收大量的具有宪政、法治、民主、联邦理念的人士,同时大量吸收愿意讨论和学习研究宪政、法治、民主、联邦理念的中国公民。对有些没有现代宪政、法治、民主知识,其水平在小学生程度以下,而满脑子都是专制皇权体系的黑箱操作并想未经授权就当司令、未经成员选举就当主席的人士,或者说是具有很高煽动力的具有用共产党的方式反共产党的传播极权专制“毒汁”误导他人的人士,只关心那些权力位置的专制主义知识和技能的“博士”或“博士后”等人士保持高度关注,减少他们在建设现代民主政党实践(如中国民主党的结社实践)中的影响力,我们知道他们是中共的反对人士,但我们也知道他们反对的是别人占据着那些未经选民授权的官位,他们只是自己想占据这些未经选民授权的“专制官位”,他们不是现代自由民主人士,他们只是口头上打着“自由民主”这样的招牌,象中共1949年之前一样,我们本来当时就应该坚决公开说明。当然如果他们本人能转型,那我们还是非常欢迎的,因为整个中国都需要从专制皇权、专政极权、专政威权向宪政民主转型。但我们的工作主要立足于中国大陆、立足民间、立足青年、立足未来。

中国民主党要建成现代民主式的政党,成员的一人一票的票决权非常重要,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选民的一人一票的投票权,表达权。这要有好的直接的自由而公正的选举制度决定,在此之前,中国民主党应该保持一个具有宪政、法治、民主、联邦等一整套现代文明社会的价值的知识、观念、和行为的明确说服力、行动力和引导力的政党,积极实践公民结社表达权利。在促使中国从力量权力统治向理念法律治理的转型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局部混乱,中国民主党支持警察在保持执法相对于独立政党中立性的前提下按法律行事,阻止暴力性的混乱,保护非暴力的有序的公民集会和游行示威的权利,保持社会平稳转型。

中国民主党努力促使中国大陆从以力量权力统治为主的社会走向以理念法律治理为秩序的社会,或者说,那时,正如林达(夫妇)先生所说:总统是靠不住的。那时,我们没有人格人的“皇帝”,但我们有文格体的“皇帝”,如果我们一定要保留“皇帝”概念的话,简单地说:实施保障人权自由正义的法律就是我们要的秩序;保障人权自由正义的法律(现代宪法)就是中国转型后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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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培剑(北京大学学士、复旦大学法学硕士),98参与注册中国民主党法律支持。

方建移(浙江师范大学学士、山东大学硕士、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博士)。(98年因在浙江省政府工作没有直接公开参与中国民主党组党实践。)

王有才(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学士、北京大学硕士(因89民运入狱未成)、UIUC硕士、UIUC博士候选人)、业余学习研究宪政法政理论,参与98注册中国民主党。

陈树庆(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学士、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生物学硕士),98参与中国民主党。以法律为新专业,参加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并获通过但因参与中国民主党尚未批准律师执照。

许建全(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学士、中国人民大学人口资源硕士),(98年因在浙江省人大工作没有直接公开参与中国民主党组党实践。)专门研究中国全国人大与外国议会(特别是美国国会)如何运作的相似与差异。

必须特别说明的是:陈树庆现已被逮捕,我们关注他的状况。因为他有足够的法律知识,而且他完全按法律内容进行实践结社权利,参与中国民主党活动。即便他的文章都是自我控制,以监督为范围的。所以我们认为他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他的关押和逮捕是“非法(普世的人权法)”的。他在未关押之前特别对我们说,“要敢于公开发言、要勇于公开发言、要善于公开发言、要智于公开发言”,大声公开发言,并在现有法律范围内在国内参与中国民主党的组党实践,会对中国社会、中国民众、中国未来产生积极影响。现阶段因中共一党专政,参与组党实践处于民主运动的前沿活动,既要发出声音,又要有理、有利、有节,现阶段以中国民主党的组党实践为试验,以体制外监督制衡为主,以我们有限的力量,发挥有效的影响和作用。做好中国民主党的智慧发展工作,对中国大众、对中国宪政民主转型、对整个世界、甚至对极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党员都是有巨大好处的。

陈树庆先生主要是因为在浙江参与组织高智晟的全国(全球)绝食活动而被关押逮捕的,同时我们也知道中共中的专政顽固派对陈树庆先生这些年一直在即便是现有的法律范围内的参与中国民主党的言论和活动记恨在心。但我们认为在每个人家中的绝食活动是公民行使有效地引起公众关注的一种表达方式,它没有也不会对公共秩序产生任何混乱的影响,而他的在现有法律范围内的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言论和行动因没有违反即便是现有的法律,没有任何理由对他进行关押逮捕。由于浙江警方表示这是执行上面的命令,与高智晟案有关,因此我们强力抗议对陈树庆先生的关押逮捕,强力要求中国北京当局对他无罪释放。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
联系人:张伊瑢、陈志伟、王有才(因中国民主党判刑11年)、胡晓玲(毛庆祥(因中国民主党判刑8年)之妻)、朱虞夫(因中国民主党判刑7年)、徐光(因中国民主党判刑5年)
联系电邮:cdposc@gmail.com

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研究(www.ccdtr.org)提供
联系人:张伊瑢(Zhang Yirong)、陈志伟(Chen Zhiwei)、Katharine Hill、王有才(Wang Youcai)
联系电邮: ccdtrorg@gmail.com

注释:

作者:王培剑(北京大学学士、复旦大学法学硕士),98参与注册中国民主党法律支持。

方建移(浙江师范大学学士、山东大学硕士、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博士)。(98年因在浙江省政府工作没有直接公开参与中国民主党组党实践。)

王有才(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学士、北京大学硕士(因89民运入狱未成)、UIUC硕士、UIUC博士候选人)、业余学习研究宪政法政理论,参与98注册中国民主党。

陈树庆(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学士、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生物学硕士),98参与中国民主党。以法律为新专业,参加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并获通过但因参与中国民主党尚未批准律师执照。

许建全(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学士、中国人民大学人口资源硕士),(98年因在浙江省人大工作没有直接公开参与中国民主党组党实践。)专门研究中国全国人大与外国议会(特别是美国国会)如何运作的相似与差异。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通知(9)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通知(9)
作者: 陈健(教授)、许华(工程师)、徐光(98中国民主党判刑5年)、毛时法(注册会计师)、朱春华(89民运判刑3年)

王有才已向陈龙德、傅国涌、吴高兴等人(王有才不知毛国良等人的电话,但已希望吴高兴先生转告)通了电话,表示歉意。王有才个人提出对平台一些人员的命令语气表示不满,我们同意王有才个人的情绪。另外,我们平台要求其他成员在提供名单时要了解这些人员的状况(减少可能的负面影响)。除了公开声称是中国民主党成员的中国公民以及被中国当局因中国民主党判刑的中国公民以外,平台今后(2008年之前)暂时慎重扩大“盗用”(指事先不做通知)的公开成员的名单。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认为::党禁是专政体制存在的最后的一步,需要勇敢、坚强、坚韧、思考(大脑)、特别是智慧再加上时间的积累才能探索到可能的方式突破党禁,在专政体制下,为了安全,发展独立竞争性政党在国内可以尝试公开合法登记,也可以综合进行虚拟演练(指事先不通知而“盗用”的名单文本),扩大虚拟影响力,这样既避免大的牺牲,又为未来虚拟规模实在化奠定基础。是现阶段在“免责条款”的安全前提下能够采取的比较好的几个方式。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通知(9)
执笔人:陈健(教授)、许华(工程师)、徐光(98中国民主党判刑5年)、毛时法(注册会计师)、朱春华(89民运判刑3年)
事件解释
2006年12月7日

经过几天的讨论和争论,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对王有才的“致歉说明”做出解释。
关于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通知(8)中一些“盗用”名单出现不同意见,虽然在通知(8)中,我们已预见到会有公开不同意见,但我们一些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的成员对王有才还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对协调服务平台有负面影响。整个事件出于王有才个人的错误情感判断。王有才本人承认了其中的错误(因97- 98年陈龙德、傅国涌当时被分别关押在浙江、山西的劳教场所,吴高兴、毛国良等人不在杭州居坐,加之其他一些原因,在97-98中国民主党整个发展过程中沟通困难,后来王有才被监禁和关押,不了解后来的一些情况。)王有才同时对叶良才先生与中国民主党成员聂敏之先生的去世深表悲痛,岁月流逝,中国宪政民主转型任重道远。
我们平台成员多次提供信息,陈龙德、傅国涌、(吴高兴、毛国良)等人是没有参与中国民主党的组党实践的。他们对参与中国民主党是有不同看法的,我们平台中的一些人之前跟王有才介绍了他们的一些情况。所以事先已多次对王有才说过,对“盗用”他们的签名一定要慎重。但王有才一直提供理由坚持“盗用”他们的名单,因为王有才说在1992年底至1996年底期间,王有才当时与王东海、陈龙德、傅国涌、毛国良、吴高兴、陈树庆、徐光、朱春华、杨泽敏、王星、叶坚定、王强(除傅国涌、陈树庆、徐光外,89民运之后浙江被判刑并先后关押在浙江第四监狱53人(王有才多次与其中的38人约见交流讨论))等人一起公开活动,化了很多的时间、心血、情感和精力。因此王有才坚持要将他们其中的一些与王有才经常在一起或者一起见过面的公开参与民运活动的人士的名字列入公开成员名单,并说这是对自己的历史负责,为了避免误解,在文本中指出有些公开成员不一定是中国民主党成员作为理由。王有才希望将来中国民主党成长了,他们可以在中国民主党内有相当的历史和影响力。王有才认为这些人是民主运动的坚定成员。现在因为有风险,所以王有才坚持“盗用”他们的名字以便免除他们的责任,王有才因 98年几次关押,后来被判刑,不很清楚中国民主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细节。据王有才介绍,在1992-1996年期间,当时他们有约定,如果联系不上,可以先签上这些人的名字,因为王有才的有些名字也是这样被签上的。当然王有才是同意的。但确实如此,王有才承认,十多年过去了,应该重新讨论以往的约定了。(我们平台坚决反对在一些为了个人目的或与中国民主运动无关的文本中盗用我们名字的签名。)我们平台的一些成员事先已多次提醒王有才有关情况,本来在“通知(3)”中,王有才就想加入毛国良先生、吴高兴先生的名单,被我们一些人劝阻了,但王有才很坚持,并表示要对得起自己的感情,所以最后我们在通知(8) 时也就默认了。因此王有才是这次事件的主要责任者。我们平台认为王有才老是保守地坚持一些89民运,或者98组党之前的约定、原则,有时会对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的工作产生消极影响。
我们认为王有才在这个问题上,感情超过了理性,对于组织活动,理性应该比感情重要。所以我们平台一些成员虽然对王有才的情感经历表示理解,但对王有才还是提出了批评。王有才也表示承担责任。但王有才提出国内也有人对没有将他们的名字签上有意见,对于这个问题怎么办。平台认为不可能将所有公开成员的名单列入平台的文本,特别是将来中国民主党有很多成员之后。如果出于需要可以每次轮换一批人,也可以不列入成员名单作为通知的内容。虽然平台可能会继续“盗用”一些人的名字(指事先没有通知)(对王有才个人发的“致歉说明”中所说的个人声明,与安全性相比,平台在此阶段宁要背负“盗用”的恶名,承担“被盗用者”严正声明的负面影响),这主要出于国内安全的考虑。但在这方面平台今后要慎重处理,不能搞太大的名单,做事要慢慢来。另外,黄志道先生是我们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中一个浙江师范大学的参与89民运成员的校友。
据王有才介绍,王有才已向陈龙德、傅国涌、吴高兴等人(王有才不知毛国良等人的电话,但已希望吴高兴先生转告)通了电话,表示歉意。我们认为这是王有才个人应该处理好的事,对于王有才希望这些朋友加入中国民主党,我们平台当然欢迎各界人士加入中国民主党,但首先是自愿原则,另外现阶段尚不是大规模发展中国民主党的时候。至于王有才个人想暂时不做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的义工工作,并以学习、研究和生存压力作为理由。我们平台认为事情可以慢慢来,但工作还得继续做。王有才个人提出对平台一些人员的命令语气表示不满,我们同意王有才个人的情绪,并且认为王有才个人也不容易,大家说话语气上要温和一些。另外,我们平台要求其他成员在提供名单时要了解这些人员的状况(减少可能的负面影响)。除了公开声称是中国民主党成员的中国公民以及被中国当局因中国民主党判刑的中国公民以外,平台今后(2008年之前)暂时慎重扩大“盗用”(指事先不做通知)的公开成员的名单。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认为::党禁是专政体制存在的最后的一步,需要勇敢、坚强、坚韧、思考(大脑)、特别是智慧再加上时间的积累才能探索到可能的方式突破党禁,在专政体制下,为了安全,发展独立竞争性政党在国内可以尝试公开合法登记,也可以综合进行虚拟演练(指事先不通知而“盗用”的名单文本),扩大虚拟影响力,这样既避免大的牺牲,又为未来虚拟规模实在化奠定基础。是现阶段在“免责条款”的安全前提下能够采取的比较好的几个方式。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
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研究(www.ccdtr.org )提供
联系电邮:cdposc@gmail.com

注: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通知(8)
中国民主党的性质
中国民主党的性质应是“在尊重和遵守《世界人权宣言》,国际人权法的前提下,以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基本利益为基础,按现代宪政民主的方式(以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为师),摈弃中国传统的专制政党特别是蒋家、毛家等私家党体系,以中国民主党章程和中国民主党行动四原则为文本而提供的公共活动平台,以及在此平台上向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提供观念、政策、法案、人物、和历史记录;并推动和参与将来中国的自由、透明而公正的直选并在公正正义法律规定的程序下通过选民投票的民主选举努力赢得地方和(或)全国执政的公共政治团体。”

※※※※※※※※※※※※※※※※※※※※※※※※※※※※※
注1:在此记录的国内名单本人不负法律责任, 该通知在发表之前因各种原因未争取公开成员个人的同意,另外,对该通知有不同意见的被“盗用”名单的成员,可以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也可以跟我们事后沟通,我们会考虑你们的意见和建议,为了安全考虑你们也可以不予理睬,等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相对安全后我们再来讨论和争议。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在此名单中有些是中国民主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不是中国民主党的党员,如方笑凰,她没有加入中国民主党,她不喜欢人际冲突,她支持中国民主党以促使中国走向多党竞争的宪政民主体系的法治社会。
注2:上面是通知(8)的注解,在以后的注解中,因一些原因,我们将暂时去掉方笑凰的名字,可能加上新加入的一位美女博士生的名字(我们正在研究和评估公开名单后带来正反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提升她的知名度,另一方面,她的国内家人会受到中国当局警方的压力)。

王有才的致歉说明

王有才的致歉说明
作者: 王有才

王有才的致歉说明

今天我在博讯上看到陈龙德、傅国涌、毛国良、吴高兴等的严正声明。他们的做法是非常合理的。应该说,这是我个人的责任,与其他人无关。

虽然我们在通知(8)上已经说明,第一,这与国内的人无关。第二,名单是我们"盗用"的。第三名单上的人本人不一定是中国民主党的成员,并以方笑凰做为例子做出了说明。但是盗用他人名字的做法是不正当的。

今后,我们会注意这方面的情况,但是我们有时也经常被其他人盗用。有时我本人也很想发个严正声明。但我一直没有这样做。我应该向他们学习。

这是我个人的责任,与其他人无关。我在此向陈龙德、傅国涌、毛国良、吴高兴等人以及其他被我们盗用名单的人道歉。

王有才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通知(8)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通知(8)
作者: 薛振标(89判刑4年)、庄德文、冯鉴、潘天云(89判刑4年)、毛伟华、高建松、王有才(89 判刑4年, 98 判刑11年)、王柏祥

中国民主党的性质应是“在尊重和遵守《世界人权宣言》,国际人权法的前提下,以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基本利益为基础,按现代宪政民主的方式(以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为师),摈弃中国传统的专制政党特别是蒋家、毛家等私家党体系,以中国民主党章程和中国民主党行动四原则为文本而提供的公共活动平台,以及在此平台上向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提供观念、政策、法案、人物、和历史记录;并推动和参与将来中国的自由、透明而公正的直选并在公正正义法律规定的程序下通过选民投票的民主选举努力赢得地方和(或)全国执政的公共政治团体。”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通知(8)
中国民主党的性质
2006年12月1日
作者:薛振标(89判刑4年)、庄德文、冯鉴、潘天云(89判刑4年)、毛伟华、高建松、王有才(89 判刑4年, 98 判刑11年)、王柏祥

首先我们来解释一下中国的含意,有些人会以为这是没有必要的,那就让我们多花费一些精力,你们可跳过这一段。

所谓中国,首先是相当于世界而言的,由于科技的发展,交通通信的便捷,中国已成为世界的一员。在清朝之前(含清朝前期),一般是不要标示中国这一属性的。虽然,那时中国也是世界的一员,可显然没有现在这么明显,因为众所周知的科技、交通、通信等原因。

现代中国当然包含“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无论将来中国大陆实现宪政民主转型之后,中国的称谓叫“中华联邦”、“中华联邦共和国”、“中华共和国”、“中华联邦国”或其他等等(和/或由全民公决投票决定),简称依然是中国。

然后我们来解释一下民主的含意,虽然“民主”在中国大多数人中已耳熟能详,但很多人并没有理解民主的真正含意,或者,有人是理解的,但为了个人或小团体的欲望、权力和利益,故意以民主的名义来行使传统黑箱操作的专制或威权的实质。所以,我们有必要在此来解释一下民主的简单含意,那就是由民作主,选民是第一位的。所以自封的主席或委任的主席在公共的民主的政治团体中是违反民主原则的。因此,在98年9月份山东中国民主党组党的过程中,当山东谢万军、刘连军、(姜福祯、张铭山、燕鹏)去山东省民政厅申请注册时,中国大陆山东地方当局提出所谓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等头衔的方法,实际上是想将中国民主党引人跟中共一样的威权甚至专制党体系,另外既为中共抓人提供了便利,也为中国民主党一开始就出现纷争和矛盾打下了伏笔,特别是后来11月份北京出现了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和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之争。虽然这是中共的无意、有意、甚至故意误导, 但这是我们必须吸取的沉痛教训。(后来民政部官员否定地方当局对政党注册的权限,但无法判断这其中的奥秘,另外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从民主的角度,从个人独立自治的角度,必须有“联邦”性质的安排,所以我们认为地方当局有权力受理对本地方人士要求登记注册政党。)我们参加中国民主党必须认识到自由、民主的意义和价值,不要像中共一样在1949年前是怎样打“自由”、“民主”的牌子来欺骗中国人民的。我们中国民主党的成员不应该这样做,这是必须绝对避免的,如果有人继续这样,我们会坚决予以抵制、制止。

最后,所谓党,就是指社团,特别是政治社团或团体。从英文的party来说,是指有一定规则的公共活动。

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以选民的选票为前提,每个议员、政务员都由一定的法律程序,由每个选区的选民的选票以民主的方式通过自由、公正、和透明的方式来计票多数得出。然后他们各自才发挥自身的政治实务影响力。如果没有被选民的选票选上,那就继续努力,好好工作,如果还有参与选举的愿望的话,那就等下次再参选了。因此,没有永恒的主席、总统,必须由选民的一人一票的选票决定。

当然,在当下中国大陆,由于中共一党专政,现在我们不可能通过选民的选票来确认参与公共的国家和地方的政治事务和实务,但在中国民主党内,总要中国民主党的基本成员实施一人一票的票决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中国民主党的成员人数在各个省份总要在几十上百人以上才像一个初步的政党吧?另外,除非迫不得已,不能用所谓“党内民主”来代替真正的民主,我们中国民主党追求的民主是选民、民众、公民、公众的民主。而不是所谓的“党内民主”甚至所谓的 “党主”。

因此,中国民主党的性质应是“在尊重和遵守《世界人权宣言》,国际人权法的前提下,以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基本利益为基础,按现代宪政民主的方式(以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为师),摈弃中国传统的专制政党特别是蒋家、毛家等私家党体系,以中国民主党章程和中国民主党行动四原则为文本而提供的公共活动平台,以及在此平台上向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提供观念、政策、法案、人物、和历史记录;并推动和参与将来中国的自由、透明而公正的直选并在公正正义法律规定的程序下通过选民投票的民主选举努力赢得地方和(或)全国执政的公共政治团体。”

显然,由于中国大陆现阶段没有民主化,因此,现阶段中国民主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利用各种资源、特别是中国民主党成员的每个人的坚持、坚韧、勇毅、思考(大脑)、智慧帮助和推动中国大陆实现现代宪政民主的转型。促使中国早日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和进入自由公民社会。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
海外公开成员:陈志伟、方笑凰、陈卫东、毛利杰、王有才、陈立群、周建和
浙江公开成员:吴义龙(Wu Yilong)(11年)、毛庆祥(Mao Qingxiang)(8年)(胡晓玲)、谭凯(Tan Kai)(1年6个月)、陈树庆(Chen Shuqing)(逮捕)、张建红(Zhang Jianhong)(逮捕)、池建伟(Chi Jianwei)(逮捕)、严正学(Yan Zhenxue)(逮捕)、朱虞夫(Zhu Yufu)(判刑7年,已释)、祝正明(Zhu Zhengming)(判刑10年,已释)、 徐光(Xu Guang)(判刑5年,已释)范子良(Fan Zhiliang)(判刑3年,已释)、叶有福(Ye Youfu)(判刑3年,已释)、单称峰(Shan Chenfeng)(劳教2年,已释)、戚惠民(Qi Weiming)(劳教2年,已释)、 王东海、 林 辉、 王荣清、任伟仁(吴远明)、吕耿松、 高烨矩、 毛奇峰、 高建松、朱春华、 毛伟华、王富华、余元洪、 余铁龙、 赵旭明、 楼裕根、胡贤焕、 楼裕根,萧利彬, 王荣耀, 扬建民, 尉国平, 余元洪, 郑玉林,高海滨、 王培剑, 陈慈荣,陆 奇,傅 权, 崔公展, 俞杭生,吕耿松,吴高兴,苏晖彬 ,应全钢, 董汉强, 王杭立, 蒋雪标,杨建民,徐秋华, 方醒华 ,张诒达,丁鑫酉 ,方 升,方有为 ,洪家炯 ,贺忠民,刘启涛 ,姜云刚 ,孟建光,王永东,吴木群, 王鹏强, 周兆视,周炯杰, 张义才, 郑慧利,曾绍平 ,张鲁毅, 郑大中, 叶友富, 屠开泉,杨 子, 徐 珍,吴国凤, 沈 纯, 吴建军, 张咸平,郑再成,俞 衡, 邵新平, 尚子良, 毛奇峰, 李锡安, 沈建明, 吴闯, 王海燕, 贾福平, 王有华, 叶红, 刘义生, 王敬腾, 方进文,陈雪峰, 范逸义, 叶从武, 朱慧敏, 许琅琅,程 凡、王哲军、吴越雨、 王思起、 李广、 田中人 , 方建移, 许华, 鲍利平, 席传喜,裘金友,毛时法,潘天云、庄德文、冯鉴、李三石、陈健
山东公开成员:王金波(Wang Jinbo)(判刑4年,已释)、刘连军、姜福祯、张铭山
广西公开成员:李志友(Li Zhiyou)(判刑3年,已释)、黎小龙、薛振标、东海一枭、王重阳、于敏、杨在新、言震、李强
贵州公开成员:陈西(Chen Xi)(已释)(判刑10年,已释)、曾宁(Zheng Ning)(判刑6年,已释) 廖双元(判刑7年,已释)、黄燕明(Huang Yanmin)(判刑5年,已释)、卢勇祥(判刑5年,已释)、孙光全、李任科、方家华、杜和平、陈德富、张重发、邓浩洋、马桂荣、徐国庆、吴郁、葛实如、陶玉平、全林志、李伟、张新佩、吴永飞、张明珍、吴玉琴、莫建刚、申有连
四川公开成员:刘贤斌(Liu Xianbing)(判刑13年)、李作(Li Zhuo)(雄鹰)(15年) 、佘万宝(She Wanbao)(判刑12年)、王森 (Wang Sen) (判刑10年)、胡明君(Hu Mingjun) (判刑11年)、李智(Li Zhi)( 判刑8年)、欧阳懿(Ou Yangyi) (判刑2年, 已释)、邓永亮、陈卫
福建公开成员:林信舒、张保帧
广东公开成员: 杨涛(Yang Tao)(判刑6年,已释)、马少方、黄志道、周林
河南公开成员:王冰、安宁、翟伟民、魏武、郭海峰
湖北公开成员:秦永敏(Qin Yongmin)(判刑12年)、吕新华(LvXinhua)(判刑4年,已释)、胡俊雄、萧诗昌(Xiao Shichang)(判刑5.5年,已释)、陈忠和(Chen Zhonghe)(判刑7年,已释)
北京公开成员:查建国 (Che Jianguo) (判刑 9年)、高洪明 (Gao Hongming)(判刑 8年)、 何德普(He Depu)(判刑8年)、李海、高山、刘京生、马文都、 齐志勇、王国齐、任畹町、胡佳、赵晖、康玉春、王天成、陈青林、薛野、庞梅青、张玉祥、钱强、高玉祥、沙裕光、贾建英、 刘荻、周舵、宋志坚、蔡建、郑旭光、丁小平、彭嵘
重庆公开成员:许万平(Xu Wanping) (判刑12年) 、 武中立
江苏公开成员:杨天水(Yang Tianshui)(判刑12年)
湖南公开成员:佟适冬 (Tong Shidong)(判刑 10年, 已释)
廖石华 (Liao Shihua) (判刑 6年,已释)、柏小毛 、萧乾明 、杨国祥 、李黎明 、聂维, 谢长发,周大觉、刘建安、邹佩夫、
杨国强、邹又先、徐宏、廖不华、章国汉、陈国金、彭粮坤、
余志坚、王小民、钟国人、彭廓冬、肖明、刘佑民、姜坚里、
姜时加、陈邵闻、陈箱瓶、吴伟、晏建珍、夏得名、蒋昭元、
郑世和、章君
云南公开成员:赵昕,吉筱林、欧阳小戎、王震云
甘肃公开成员:王凤山,郭新民、岳天祥、李大伟
陕西公开成员:张鉴康、 马晓明、付升、郑宝和、杨海、李智英、汤致平、 吴双印、 高军生、 王迎政、党治国、王中陵、马育忠、许建雄、孙正刚

联系电邮:cdposc@gmail.com
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研究(www.ccdtr.org)提供

注1:在此记录的国内名单本人不负法律责任, 该通知在发表之前因各种原因未争取公开名单成员个人的同意,另外,对该通知有不同意见的被“盗用”名单的成员,可以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也可以跟我们事后沟通,我们会考虑你们的意见和建议,为了安全考虑你们也可以不予理睬,等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相对安全后我们再来讨论和争议。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在此名单中有些是中国民主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不是中国民主党的党员,如方笑凰,她没有加入中国民主党,她不喜欢人际冲突,她支持中国民主党以促使中国走向多党竞争的宪政民主体系的法治社会。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通知(7)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通知(7)
作者: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

中国民主党要求中国民主党成员及朋友在可能的上述情形中,要按《中国民主党章程》和《中国民主党行动四原则》为基准,不得从事鼓动政变,军事政变,分立国家,暴动等活动。对其他个人组织这方面的活动,中国民主党成员可以采取同情理解的态度,可以采取观察的态度,也可以采取反对的态度。但不得参与,否则就自动退出中国民主党,或被中国民主党声明废止其中国民主党的成员资格。

能说服有关中共官员推动直选向更高层次做出试点的中国民主党的成员应在今后中国民主党内竞争候选人时作为重要的评估指标。

中国民主党要成为类似于美国民主党、共和党这样的现代民主式的政党,而不能成为传统威权式的专制政党,因此中国民主党不建党军、党警,所以,中国民主党在这一方面的主要工作是促使中国军队国家化以及中国警察相对于各个独立政党政治中立化。
注3:区别中共中的专制顽固派与中共中对人权、自由、宪政、民主的同情、理解、和支持者是中国民主党的重要工作之一。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通知(7)

机密事项

2006年11月25日

中国民主党实行公开原则,因此中国民主党内基本没有秘密。但是由于中国民主党采取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普世正义的人权法)的原则,因此,中国民主党需要中国社会各方面力量的交互作用。毫无疑义,中国民主党应是一个立足于中国大陆的具有强力社会现实感的政党。而中国当下的情形是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一党专政的体系,中国大陆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源都掌握在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手里。所以,中国民主党有大部分精力是用于跟中国共产党打交道。一方面是正面的冲击党禁,代价很大,虽然也不可缺少,但成效有限,许多成员因此受到重判,其主要作用是通过媒体在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打出中国民主党的品牌。另一方面,我们鼓励中国民主党成员及朋友通过同学、校友、战友、老乡、同事等多种渠道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各级官员打交道,建立各种关系。所有中国民主党成员及朋友跟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军队、中国警察中的官员建立起来的关系,都应属于中国民主党的主要机密范围。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军队中将、中国警察副总监以上官员建立起来的关系,在完成中国宪政民主转型之前,是中国民主党的绝密事项内容。

中国民主党要求中国民主党成员a. 在与中国共产党官员交流、交往时主要陈述有关中国民主党的性质,主张在法律范围内推动选举,并通过立法提高直级选举层次,建立竞争机制。b.在与中国政府官员(现立法、行政、司法统一于中国共产党,我们要求立法、行政、司法相互独立、分割、制衡并归一于现代宪法)交往、交流时主要陈述中国民主党的性质,要求实施已有的保障人权的法律和自由而公开、公平、公正地实施已有的民主选举机制,并要求中国全国人大、全国政协通过立法及立法建议提高直级选举层次,推动并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参与能力。c.在与中国各级军官交往、交流时主要陈述现代自由民主社会军队国家化的基本要求。要求军队在关键时期应保卫国家安全,防止国家分立,但国家内部的政治事务应由中国公众在以人权法为基石的现代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通过法律程序、民主选举、合理冲突、适当妥协来解决可能的难题和问题。d. 在与中国各级警官打交道时,主要陈述警察应保持相对于各个政党政治中立化原则。在发生暴力冲突时阻止暴力,按现代宪政民主的法律体系维持秩序。

中国民主党要求中国民主党成员及朋友在可能的上述情形中,要按《中国民主党章程》和《中国民主党行动四原则》为基准,不得从事鼓动政变,军事政变,分立国家,暴动等活动。对其他个人组织这方面的活动,中国民主党成员可以采取同情理解的态度,可以采取观察的态度,也可以采取反对的态度。但不得参与,否则就自动退出中国民主党,或被中国民主党声明废止其中国民主党的成员资格。

能说服有关中共官员推动直选向更高层次做出试点的中国民主党的成员应在今后中国民主党内竞争候选人时作为重要的评估指标。

中国民主党要成为类似于美国民主党、共和党这样的现代民主式的政党,而不能成为传统威权式的专制政党,因此中国民主党不建党军、党警,所以,中国民主党在这一方面的主要工作是促使中国军队国家化以及中国警察相对于各个独立政党政治中立化。

例外情形:因直接的师生、同事、战友、亲戚等的关系不属于机密事项范围,例如:已故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选教授是中国民主党成员王有才当年在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读研究生时的老师,后来,在北京大学王选教授、李新章教授、和已退休的孔照元副总裁等的帮助下王有才进入浙江杭州东方通信集团工作,而且在王有才在东方通信集团工作期间,王选教授每次到杭州来时都要与王有才个人交谈。虽然王有才是中国民主党的成员,王选教授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应属于机密事项。(其他北京高级官员到杭州来与后来的中国民主党成员王有才的个人交谈属于机密事项。)

特别说明:每个中国民主党的成员和朋友在做上述工作时切记规避《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见下)的诸项条款,这是做这项工作的基本要求。这也是现阶段安全性的基本要求。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
联系电邮:cdpos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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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原件因准备注册“中国自由正义党”起草于1997年12月份,后因准备参与中国自由正义党的很多成员缺乏公开活动力而被中国民主党取代,因此没有公开此一文本。
注2:中国民主党的最主要的活动或工作是中国民主党与中国大众之间建立的关系,即中国民主党的草根培植活动,如果中国民主党做不好这方面的工作,那中国民主党是没有生命力的。个人的媒体抄作有时是很危险的,这种高难度杂技动作是一般成员敬而远之的(张保帧语)。从中国当下的情形看,只要中国的经济增长在5 -6%(江朱体系)或在3%-4%(胡温体系)以上,中国社会的总体稳定基本没有问题,中国民主党成员对此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除非中共高层发生严重冲突,这在现在也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中共当下已成为现实主义的利益政党,中共基本上已成为能平衡其内部中的权力、利益关系变化的共同体。每个中国民主党的成员都不要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幻觉,现阶段无论从开放党禁还是中共分立都是不现实的(请特别观察和关注中共十七大后的中国政情)。每个中国民主党的成员都要考虑的问题是在各自所处的当地的街道(乡、镇)、区(县)、市和省的个人或团队的民意支持度,一旦逐级开放选举,中国民主党提供的候选人成员的民意当选率有多大。而且,在此必须特别强调的是,中国民主党的任务主要是推动中国从力量权力秩序向(普世人权的)理念法律秩序的转变,而不是从一种力量权力秩序变为类似性质的另一种力量权力秩序。也就是说中国民主党的先期任务是促使中国完成从权力秩序到法律秩序的转变,或者说是促使中国政治从一党专政的政治权力结构向多党宪政民主的政治法律体系的转型。
注3:区别中共中的专制顽固派与中共中对人权、自由、宪政、民主的同情、理解、和支持者是中国民主党的重要工作之一。

注4: 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
为防止和制止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行为,欢迎公民和组织对下列行为和情况进行举报:
1、《国家安全法》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即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说指使、资助他人实施的,或者境内组织、个人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的下列行为:
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
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
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
策动、勾引、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叛变的;
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其他破坏活动的;
2、冒充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或冒充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关系招摇撞骗的;
3、涉及境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法轮功”等邪教势力及其他敌视我社会主义政权、制度的组织、人员的可疑情况;
4、涉及技术泄密和技术窃密的可疑情况,电子通信工具、卫视设备和有关建设项目不符合维护国家安全要求的可疑情况,非法生产、销售、持有、使用窃听、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的可疑情况;
5、其他应由国家安全机关管辖的可疑情况。

注释:

注1:原件因准备注册“中国自由正义党”起草于1997年12月份,后因准备参与中国自由正义党的很多成员缺乏公开活动力而被中国民主党取代,因此没有公开此一文本。
注2:中国民主党的最主要的活动或工作是中国民主党与中国大众之间建立的关系,即中国民主党的草根培植活动,如果中国民主党做不好这方面的工作,那中国民主党是没有生命力的。个人的媒体抄作有时是很危险的,这种高难度杂技动作是一般成员敬而远之的(张保帧语)。从中国当下的情形看,只要中国的经济增长在5 -6%(江朱体系)或在3%-4%(胡温体系)以上,中国社会的总体稳定基本没有问题,中国民主党成员对此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除非中共高层发生严重冲突,这在现在也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中共当下已成为现实主义的利益政党,中共基本上已成为能平衡其内部中的权力、利益关系变化的共同体。每个中国民主党的成员都不要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幻觉,现阶段无论从开放党禁还是中共分立都是不现实的(请特别观察和关注中共十七大后的中国政情)。每个中国民主党的成员都要考虑的问题是在各自所处的当地的街道(乡、镇)、区(县)、市和省的个人或团队的民意支持度,一旦逐级开放选举,中国民主党提供的候选人成员的民意当选率有多大。而且,在此必须特别强调的是,中国民主党的任务主要是推动中国从力量权力秩序向(普世人权的)理念法律秩序的转变,而不是从一种力量权力秩序变为类似性质的另一种力量权力秩序。也就是说中国民主党的先期任务是促使中国完成从权力秩序到法律秩序的转变,或者说是促使中国政治从一党专政的政治权力结构向多党宪政民主的政治法律体系的转型。
注3:区别中共中的专制顽固派与中共中对人权、自由、宪政、民主的同情、理解、和支持者是中国民主党的重要工作之一。

注4: 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
为防止和制止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行为,欢迎公民和组织对下列行为和情况进行举报:
1、《国家安全法》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即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说指使、资助他人实施的,或者境内组织、个人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的下列行为:
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
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
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
策动、勾引、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叛变的;
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其他破坏活动的;
2、冒充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或冒充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关系招摇撞骗的;
3、涉及境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法轮功”等邪教势力及其他敌视我社会主义政权、制度的组织、人员的可疑情况;
4、涉及技术泄密和技术窃密的可疑情况,电子通信工具、卫视设备和有关建设项目不符合维护国家安全要求的可疑情况,非法生产、销售、持有、使用窃听、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的可疑情况;
5、其他应由国家安全机关管辖的可疑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