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18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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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筹)二00七年五月十五日紧急呼吁

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筹)二00七年五月十五日紧急呼吁
二00七年五月十五日紧急呼吁

我党陈树庆先生自去年9 月14 日被浙江当局非法关押至今已有240余天,目前噩耗传来,陈树庆为抗议当局长期羁押,于5月1日开始绝食。我党对此深表关注,对当局非法行径表示强烈抗议!

陈树庆先生追求民主自由,捍卫人权,致力于国中的法治和社会进步,勇于监督政府和执政党,敢于讲真话,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是坚强的中国民主党党员。陈树庆先生为人通情达理、行为正直、坚持原则,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警方起诉意见书认定陈树庆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主要证据是他写的《捍卫谁的主权》、《应该释放许万平》、《一份反民主、反法制的纳粹主义判决书》、《中共入人权理事会伊始便侵犯人权》等篇文章。认定他涉及到"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内容有:一、"我们要的是实行多党制的民主法制,使人民能够选择执政党组成政府来捍卫他们人权的主权。我们
决不要那些篡夺人民主权、用国民的生命和幸福作赌注去捍卫一个领袖,一群贵族,或一个政党私利与特权的封建法西斯主权";二、"中共执政五十多年来,专利(长时间垄断政治、经济和社会一切资源)、行暴(如六四屠杀)、虐(因言治罪、政治迫害)、奢(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傲(假大空的愚民宣传) ";三、"中国民主党以民主为信念,讨还和捍卫人
民与生俱来的各项人身、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争取民意之支持,以期刷新与改革各种制度与机构";四、"不允许一部分人当然的专政(掌握国家政权),另一部分人当然的被专政(被统治甚至被压迫与镇压)"。此外还有"为民主党党章提修改意见","组织杭州地区维权绝食活动"等所谓的罪名。我们认为,,陈树庆先生要煽动颠覆的是封建、专制和特权,要
宣扬的是民主、自由和人权。作为一个中国民主党人,他只是讲了他该讲的话,做了他该做的事。他的文章言之有理,论之有据,他所有的言行,均是现行法律应该保障的公民权利。
陈树先生无罪是显而易见的,继续关押他是对社会正义的颠覆,是对人类良知的背叛,是对现行宪规定公民应有权利的藐视。杭州市检察机关两次退回补充侦查也证明了陈树庆先生的无罪。因此,我们要求杭州市检察院独立办案,摆脱来自法外力量的非法干涉,对陈树庆先生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由于绝食,陈树先生的身体受到极度摧残。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筹)紧急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自由的国家及其政府、议会和各国媒体,海内外的全体民运同仁,请你们共同来关注陈树庆先生的安危。

我们也再次呼吁胡锦涛先生、温家宝先生,请你们责令浙江地方当局立即释放中国的良心、民族的脊梁陈树庆先生。

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筹)

二00 七年五月十五日

发起人:李任科 廖双元 , 陈西 全林志::就朱虞夫父子被非法刑拘事件致浙江官方函

就朱虞夫父子被非法刑拘事件致浙江官方函

发起人:李任科 廖双元 , 陈西 全林志

最近一年来发生在浙江省的一连串事件,令我们感觉到,浙江省正在打造一个官方与民间严重对立的社会:一边是官商勾结的压榨机制联盟的人,一边是由普通老百姓组成的被压迫群体;一边是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一边是由无权无势维护自己权利组成的弱势群体。这说明,你们并不是在 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平等互助、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的和谐社会,而是它的反面。

自去年 起, 浙江民主党人陈树庆,著名异议作家力虹、绿色观察组织发起人谭凯,同情法轮功的池建伟,还有著名行为艺术画家,维权人士严正学先生等等都被你们投入了牢狱。

最近,浙江民主党人朱虞夫和他的儿子又被你们以妨碍公务罪刑事拘留。事件的背景是杭州公安驱赶到杭州打工的外地民主人士,以非法的手段严防当地民主党人与之接触。我们要问:浙江的官员要把浙江省领向何方?浙江的官员究竟在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冲突不断的社会?一个外地公民到浙江省打工,会会朋友,就要被当地警方驱除,公民还有自由迁徙权吗?

与你们那里不同的是,仍然是近期的事,重庆的官员汪洋可以容纳"中国历史上最牛的钉子户",辽宁的官员李克强正率先进行"户籍制"改革,上海的官员可开始能够在繁华的街头接纳"小商小贩"。尤其是官方的强力机关,4 月19 日中国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在新闻发布会上,就新闻自由、舆论监督为专题,发表题目为"让舆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的文章。着重强调舆论监督权力的意义,声称要让媒体"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当好政府的' 啄木鸟' ,帮助政府发现问题,改进工作,纠正失误"。中国大陆各个地方政府都在纷纷创建和谐社会,逐渐在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敌情观",我们贵州的地方政府也在与时俱进,在此,我们贵州民主党人也深有体会。建设一个责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创新型政府、法治型政府、人权型政府,和以追求公平正义的目标为己任的政府是当下时代对过去"以官为本"的中共的要求,难道浙江的官员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吗?

朱虞夫先生所作之事是在维护浙江地方的文明形象,以免你们丢尽了浙江地方的脸,丢尽了共产党的脸,丢尽了大陆中国政府的脸。朱虞夫父子所为是在维护人人都有的公民自由迁徙权,这种自由权利权你们也有份,难道你们要放弃这种公民自由权利,任由权力者绑架、虐待、关押、毒打、驱逐?朱虞夫先生是什么样的人,你们比我清楚。他不过就是一名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得执著的人,是一个不愿虚度年华热爱生活,热爱亲情的人,是一个有责任心、有良知、有正义感、有信仰的人,是一个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秘书长,全国筹委会筹委。

请你们听听他的心里话。他坐牢出来后,表示:"现在我更坚定了!出来后,要把里面的经历告诉全世界,然后我可能还会去坐牢,用坐牢来告诉全世界,中国人的政治生态。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会同情我们,都会看清这个社会,这个社会不改变,我想这是人类的灾难。"这种语言只有爱祖国爱人类爱得深刻的人才能说得出(当然,只爱某一个党派的人是愤怒这种说法的)。朱虞夫先生还说:"对于这种不尊重人基本权利的社会,对这样的政府,你能放心它吗?你能放松对它的警惕吗?你能不免受它的威胁吗?在有自由民主的地方,自由民主像空气一样,可是在我们这里,我们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就是我这几年所看到,所经历,所想到的,你们怎么能忍受这样的社会?!"朱虞夫就是这样的人,自青少年起憎恶专制独裁(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专制独裁),探寻民主政治道路。这样的人难道就值得你们浙江官方恐惧害怕?过去的国民党政府,搞阶级专政的前共产党肯定恐惧害怕,今天提倡建设和谐社会的共产党不应当恐惧害怕。

我们希望浙江官员跟上时代的步伐,摒弃敌视弱者、敌视其他阶级、敌视其他党派、敌视思想异议者、敌视维权人士、敌视法轮功、敌视批评和监督政府的自由撰稿人的"敌视一切不满分子的态度"。走出"激进革命党人"的癫狂病态症状,进入一个平和、宽容、温柔敦厚、理性、有良知的正常人生活中来,不要再犯将被时间、社会公义证明是罪过的事。

连署人:李任科、廖双元、陈西、全林志、李伟、刘树蓉、杜和平、孙光全、徐国庆、张新佩、吴玉琴、申有连、吴郁、陈德富、张重发、马桂荣、邓浩阳、曾宁、蒋杭莉、胡晓玲、田维学、 王东海、徐光、王有才、林辉、昝爱宗、温克坚、戚惠民、来金彪、高海兵、王富华、王荣清、王荣耀、杨建明、吕耿松、萧利彬、张祯宗、范子良、高烨炬、万珍、赵力、吴之光、席传喜、邹巍、刘进成、余铁龙、余元洪、楼裕根、单称峰、张道昌、陈振龙、徐江姣、郭四妹、池美英、朱瑛娣、董谨、刘福利、任伟仁、沈利虎、沈正义、金才元、钟正相、苏元真、胡俊雄、田永德、郭少坤、孙立勇、邓永亮、邓太清、杨在新、张鉴康、薛振标、陈国彪、郑应民、黄小玲、林炳强、南光亮、南光存、张义才、陈渭湘、王莉芳、马小兵、池美珍、程云惠、董敏、叶孝刚、刘向阳、向奇伟、李树伟、丁岳平、蒋福、 陈晓昶、毛国良、毛奇峰、吴高兴、程凡、周骏义、张中政、崔公展、沈建明、王杭立、刘世遵、姜力均、武中立、李锡安、王凤山、丁贵荣、方月松、张金林、蒋彦明、褚吉明、陈映映、章诒达、刘逸明、郭永丰、天理、古清儿、唐宇、茜文、莲娜、丽莎、艾琳、蕭揚、邱更耀、孔子明、沈家龙、

温克坚:中共地方Vs中共中央

温克坚:中共地方Vs中共中央

最近,中共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主导了一场牵涉面广泛的地方人事调整。上海、浙江、天津、陕西、青海、山东都地省委书记大换班,更多的人事调整也已经箭在弦上。

人生无常,官场更无常。韩正代理书记的位置刚刚坐热就失去了,随着习近平升迁而自然产生政治期望的浙江本地政治力量,现在却要面对一个谁也不清楚来历的新的一把手。其实,各地地方政治力量面临的情景基本大同小异,一副快糊的麻将,却要推倒重来,重新洗牌.这种窘境和难堪引发的内心感慨,大概是官场外的人很难想象的。中共的密室政治导致了这么一个事实:官员的留任、升迁、降级和出局,不但普通公民没有发言权,连身在高位的省部级官员也对自己的政治命运没有多少把握的机会。他们也如同一颗棋子,进退完全由别人操控。而这个别人,都带着“中共中央”的印记。

发生在中国转型关键时刻的这一轮人事调整,将带来怎样的政治后果,还有待观察。不过,在中共地方政治力量日益增长和中央强人政治不再的背景下,中共高层这种蔑视地方力量的老大姿态,这种用密室规则强势主导地方政治布局的做法,必然与由来已久的地方主义之间、更与逐渐抬头地方政治力量之间引发冲突,是值得人们关注的.虽然还没有爆发公开的冲突,但内部的博弈却时有发生。而每一次博弈几乎都无法达到双赢的结果,所以,中央和地方之间不断积累着制度性的张力和矛盾.无论是十多年前的陈希同还是去年的陈良宇,两位政治局委员的倒台,绝非栽于腐败,而是栽在向新党魁叫板。

在拙文《分解共产党》中,我曾经简单的描述过中央和地方的这种冲突。迄今为止,这种冲突还没有表面化,中共对外依然保持一个整体形象。然而,中共系统的构成部分之间的摩擦却越来越激烈,整体效能越来越低。我希望通过这篇文章继续探究地方和高层之间政治力量的消长和博弈,来推演社会演变的一些可能路径.当然,由于中国的政治信息黑幕,这种摸索基本上就是盲人摸象,请读者审慎辨析。

一、“中共地方”的出现

中共最近20多年演变的一个显著的趋势,就是地方势力的逐步崛起。这个地方,主要指的是发达地区和政治中心的省、直辖市、自治区这个层面,这个层级的党内职位重要性显著飚升。在非正式用语里,地方省委书记往往被称为地方大员或地方诸侯。中共改革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放权",地方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经济的空间和动能。20多年下来,经济上地方势力已经坐大,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和山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占据整个经济的半壁江山,为地方政治势力的成长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从中共的权势结构图中,可以清晰的感受到这个变化。中共十四大,没有中央委员的名额有一个省,只有一位的有十个省,两位的有十五个省,三位的有四省.到了十五大,除云南只有一名中央委员之外,各个省份基本都拥有了两名中央委员.再到16大,不仅每个省份都有两名或更多名额的中央委员,而且地方大员第一次占据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近三分之一的名额。

但是,这个地方政治势力并不是通常意义的地方势力,所以他们在中共权力格局的权重增加,也具有鲜明的中共特色:地方政治势力的大员构成是清一色中共成员且往往是非本地的,那些没有中共标识的地方力量被排除在权力架构之外,因为,在中共制度下,迄今为止,其他的政治力量一直非常脆弱。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地方政治力量的合法性来源并不是当地民众授权。事实上,当地民众没有渠道参与授权,也谈不上对地方大员的监督和约束。虽然是地方政治势力,却带有隐蔽的外来"殖民"色彩.因此,更准确的说,这些政治力量是中共的地方势力,是跟党中央对应的党地方。跟中共的党国体制相对应,地方的行政机构也是"政表党里"。因为,中国从上倒下的行政体系皆来自党的授权,政府仅仅是党的傀儡。对于地方政治势力而言,党中央通过独占地方大员的任免权来操控地方。凡是不听话或敢于向中央叫板的地方大员,或迟或早要被调离或倒台。

中共地方政治力量的生长有很多原因,主要原因在于:极权主义向威权主义的演变,中央强势领导人的式威和地方自主的经济利益的快速生长,必然带来地方的社会地位的复兴。这从社会舆论对广东、江浙、上海等地的高关注度中即可发现。在传统的极权主义模式下,只有党中央,没有党地方,地方政治人物是中央的代理人,甚至是代理人的代理人,以忠实的执行中央的意旨为唯一任务,地方力量在中共主导的政治机器中被扁平化为无足轻重的存在,无法生长为真正的地方力量,哪怕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方力量。与政协、人大这样的政治花瓶毫无区别。

然而,近三十年的经济社会变革,使得地方势力从中央的代理人和衍生品,逐渐转变成为具有相对独立利益的地方集团,成长为掌握一定经济社会资源的自主性机构,也就是地方政治不再空心化。当然,地方政治力量的重要性并不是均等分布的,上海、广东、北京、江浙、山东等地方无疑比青海,云南等地方力量重要的多。

不过,地方政治力量虽然逐渐成长起来,并且拥有独立的财政能力和地方利益,但在政治上却不具备必要的正当性。首先,中央仍然牢牢掌控地方的人事任免权,其次,地方和中央的关系没有明确的规则和法律的约定。换言之,在一个变化巨大的新的社会情境里,中共还没有提供一套规范化的操作系统来有效规范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党中央和党地方的冲突和博弈也就不可避免。

二、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中中央控制力越来越弱

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来自二者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的明显差异。中央喜欢搞大一统,喜欢全国一盘棋,而地方则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全国的棋局不感兴趣;中央喜欢搞政治,喜欢宣扬意识形态,制造某种新理论或某种新话语,树立一些不合时宜的人物典型。而地方政治力量则相反,在他所属的局部政治空间里,他不可能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冲动,他每天都要面对具体的问题,要求他们务实而高效地解决问题。即使被中央胁迫而不得不卷入政治话语体系,他们的态度基本是敷衍性的、形式主义的。比如,最近几年来,中共高层不断发生"理论抽风"运动,从江泽民的三讲、三个代表和以德治国,到胡锦涛德保先运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八荣八耻等,都是中央高层抽风,地方被迫跟进.而在私下场合,地方干部对于这些政治运动的厌恶跟普通人没有两样。

毫无疑问,到目前为止,在这场博弈中,政治博弈是中央占据着制高点,因为中南海拥有更丰富、更致命的政治斗争武器。人事任免权,政策制定权,反腐败权,垂直管理等等,都是“中共中央”的垄断标识,更是中南海驯服地方的政治法宝。在这些中央标识的法宝背后,是作为中央工具的一整套专政机构,中纪委、安全部门,秘密警察、甚至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机构都对地方政治势力进行监控。

中共建政后,这些招数都被频繁地使用过.比如,通过省委书记的轮换,干部异地任用制度来抑制地方人脉资源的扩张.;通过直属管理,从最开始的银行、工商、税务、烟草、盐业、海关等市场和经济监管部门,到国土、环保等宏观调控部门,来控制地方的经济自主权.

但是,这些工具也都由其天然的局限性。比如人事任命权,虽然中南海可以随意调整省委书记,却无法掉换全部省委成员,更加要命的是,由于制度性的诱因,空降到地方的省委书记也要入乡随俗,也要被自己的主要利益所决定。所以,到任后过不了多久,空降大员也变成屁股指挥脑袋的地方利益集团的一员,嘴上紧跟中央,而实际上必须维护地方的利益和政治空间。

虽然,垂直管理在某个领域可以剥夺地方的管理权,但是中央需要为此承担管理的责任和后果。面临今天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态,垂直管理意味着风险的向上集中.过多的中央集权必然伤害经济发展。在中共合法性系于经济发展的今天,地方官员的最主要的政绩指标就是地方GDP,如果因中央相关部门管得过细过死而延缓了经济发展,中央也无法承担由此带来的政治后果.

三、党地方如何博弈党中央

在这个博弈中,党地方有哪些手段和选项呢?

很显然,在政治领域,地方势力是相对的“弱势”群体,没有对中央说不的本钱。但是经济社会利益分立的现实,必然要求地方政治势力学会和中央进行适度周旋.同时,现在所谓的中央,其权力来源,既不是来自打江山所形成的魅力领袖,也不是自下而上的党内民主的生成结果,所以,中央的合法性是有缺陷的,政治权威是可疑的。

更重要的,今日中共的整体利益已经分化为各个利益集团,其整体利益已经名存实亡。如果说,在毛时代,毛泽东代表着中共的整体利益;那么,邓时代,中共利益已经分化为邓小平集团与陈云集团;江、胡时代,高层几乎已经找不出具有号令诸侯的权威了,寡头政治的格局已经形成。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利益分化的社会格局下,“全国一盘棋”的时代已经不再。

在今日中共内部的生态中,中央的背后是特定政治势力在挟中央以令诸侯,各类权贵利益集团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各地方政治势力依托于高层的不同寡头,特别是涉及到地方经济利益的博弈,地方势力与中央博弈起来,不说是理直气壮,起码已经很少有心理障碍。问题只在于,党地方如何更有效地博弈与党中央。

有了这些跟中央博弈的利益激励和道德勇气,地方政治势力的实力其实也不容低估。

1,地方政治势力往往可以利用执行的便利,选择性地执行中央的政策,这就是通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符合地方利益的中央政策或指示,地方就加大执行力度,甚至就是过度执行;而不符合地方利益的中央政策或指示,地方就可以大搞表面执行而实际不执行的形式主义,通过层层折扣和稀释,最终将中央指令化于无形。

2,地方也可以利用就近占有的信息优势,通过筛选后的上报信息来愚弄中央。比如,为了获得更突出的政绩,经济没搞好的地方可以给上报信息中兑水;而为了地方利益的保存,经济高度发达的地方可以让上报的信息缩水。至于其他方面的中央政策,地方上报执行情况的信息时,基本上以地方利益及其乌纱帽为选择标准。

3,地方可以利用中央制定政策本身设定留下的自由裁量权来便利行事。比如,当中央绷紧政治紧箍咒时,地方往往采用"政治包装主义",及时地包装上中央的政治色彩和材料.什么是科学发展观,怎样建立和谐社会,地方政治势力只要在话语体系里多个前缀,实际执行起来完全依靠地方的自主权。在这方面,一个杰出的例子是江苏华西村的吴荣保。几十年政治风云变换,在地方主义的保护下,他总是能紧跟中央形势,把中央的话语体系转变为他有效控制一个村庄的伎俩.他的名言“用形式主义对付官僚主义”就是中共政治潜规则的写照。连一个小小的村支书都具备的本事,中共那么多经过官场历练的地方政治势力,还不掌握得炉火纯青!

4,地方政治势力也可以套用中共自己制定的规则来对抗中央。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各色红头文件,通知,规定,等等层出不穷,但其中之自相矛盾和混乱,相信不是一般人都能想像。正所谓:“中央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因此,地方政治势力完全可以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近年来,“中央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已经变成舆论中常用句式,恰好说明了中央权威及其控制力的每况愈下。这其中,既有地方政治势力的抵制,更多原因可能是中南海政令的自相矛盾、混乱错位和难以操作。

5,地方政治势力还可以通过合纵连横来共同对付中央。古代用来预防地方政治势力结盟的方式,比如,异地为官制度现在已经不起作用.地方政治势力们不但有了方便的沟通方式,还有了名义上完全正当的相互交往方式,比如考察、招商引资。更重要的是,经济上的区块,比如,长三角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等等,地区经济联盟已经形成.共同的经济生态,不仅使地方政治势力享有共同的利益,也使他们具有类似的政治诉求,这些政治诉求,也许主要表现为经济政策的诉求,比如,可以预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税收的优惠、土地政策、房地产政策等等,区域间多个地方诸侯经过协调共同与中央博弈。时至今日,燃油税推出之所以一再拖延,就在于它没有充分顾及地方的既有利益,遭到了几乎所有地方的强烈反对。与此同时,新的区域联盟形式也在不断,比如,市长联盟等形式已经出现,为地方政治势力提供了越来越多样的政治串联机会。

如前所述,当今的中共是一个复杂的联合体.所谓的中央也是多方利益的缠绕体,各种政治斗争从未间断.高层的权力斗争和中央地方的博弈可能会"交叉感染".高层派系斗争会在地方政治层面展开,地方政治势力也会主动和中南海特定力量进行结盟,进行利益输送和利益共享.这种"交叉感染"的一个后果是,地方政治变成了中央政治。----而这恰好相悖与民主体制下的政治箴言:任何政治都是地方的。这种政治争斗的复杂化,使得中央整肃地方势力的手段受到约束,效率大打折扣.作为中共体制的局外人,我们缺乏对体制内部权力博弈的亲身体验,但是从偶然阅读到的新闻报道如腐败记事,还有高官的私下牢骚,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博弈故事是如何精彩纷呈,花样百出。

四、博弈的后果

党中央和党地方这种非规则博弈可能会有哪些后果呢?

首先,公共目标的偏离。如果我们抛开意识形态的偏见,承认中共中央和各地方所指定的政策出发点是公共利益,那么这些博弈使得这个公共目标变成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中央不顾地方的差异化和多样化的现实,不顾地方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追求,屡屡使得那些充满“美好愿望”的宏观政策转变为权力的罪恶.中央利用政治手段,用非常规的手段来打压地方主义,必然严重地破坏了地方政治生态的正常发育.另一方面,地方主义的发展抵御和缓冲了中央权力的蛮横,有利于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改革以来,凡是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区域,除了中央的政策优惠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是地方的“不听话”,而地方的“不听话”往往蕴含着丰富的制度创新。只要地方的“不听话”能够带来经济高速,那么主要依靠GDP来支撑合法性的中央也只能“赦免”。

但是,在缺乏舆论监督和民主制约的当下中国,地方主义的恶劣发展也是近年发展主义陷阱的主要诱因,比如,投资过度造成大量浪费,环境恶化变成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行政割据和保护主义致使统一市场无法形成,GDP主义带来地方公共治理缺位和公共产品的稀缺

这种非规则博弈也加速了既有体制各部分的离心倾向。对于体制内一部分政治精英来说,官场生态过于险恶,因此吸引力降低,一些有道德自律和职业伦理的官员开始向官场告别.前几年发生在浙江的部分高级官员下海现象,就有这方面的背景.而对于另外一些政治精英来说,由于黑箱政治的存在,政治前景无法预期,因此,政治荣誉诉求大幅度降低,而非政治的利益诉求急遽膨胀。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不再是青史留名的政治激励,而是一夜暴富的经济激励。官员们通过“准合法”和非法的手段牟取暴力,自然成为切近的更加可欲的目标。于是,贪污腐败遍布官场,民生和社会发展成为牺牲品,公共领域更加黑暗。

不过从政治后果来看,中共地方的出现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权力博弈,也许是极权主义国家转型的必经之路。从理论上来说,极权主义政党搞党内民主是天方夜谭。因为,极权体系意味着权力无法分享,一个极权体系只能有一个权力中心,所以,一党独裁必然导致个人独裁。而随着极权主义的逐渐衰弱,权力核心开始分解,多个寡头之间的平衡代替个人的一言九鼎。尽管,寡头们之间的权力平衡极为脆弱,但是由于“体制翻船”的成本太高,而窜谋和妥协的成本比较低,所以,只要不出现大的突发事件,这种脆弱平衡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从现行的中央地方的权力格局上看,地方势力的抬头使得权力多中心格局加入了地方一极。也就是说,在高层寡头之间的博弈外,也呈现出中央-地方的多中心状态。这种权力构架下,中央控制逐步衰竭,制度运转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地方政治势力的"越轨行为"随时可能出现。加上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民间社会的不断扩张,中共之外的社会力量已经独立生长,任何偶然性事件都可能引发席卷全国的运动,民主运动随时可能登场。

从各国转型的经验来看,独裁制度内耗的增加和效能的降低,以及对原来既有的公共政治目标的偏离,既是独裁体制最后阶段的通病,也是民主化动力积累的阶段。即使民主化并不是中央和地方政治势力所愿意选择的中国政治远景,中共也必须改善现有博弈规则。对于维护中共政权的稳定来说,有规则的博弈显然也符合中共利益。

站在中共中央的立场,如果承认地方主义崛起不可避免,那么就有必要追问原来政治观念中许多默认设定的合理性.比如,中央权威的不容质疑性,中央干预地方的天然合法性,权力布局的大一统观念,中央掌控地方人事任免权,等等。所有这些观念,本质上都是极权时代的政治思维,中共既然已经没有能力走回头路,那么必须反思这些极权时代的政治规则。在经济社会发展形态越来越复杂的今天,一些全新公共议题的出现,使得中央权威必须从经济社会领域收缩,地方自主性越来越突出,多元格局将取代大一统模式。中南海必须重新设定和地方政治力量的关系。中央必须认识到,中南海并不见得就比地方高明,很多时候中南海非但不可能解决或解决不好地方的问题,中南海本身就是难以摆平的最大问题。

对于一个转变中的极权政党来说,现在谈党内民主有点天方夜谈,至多是口惠而实不至的政治秀。但党的地方自治却未必不可尝试.在此意义上,中南海给予地方让度更多的自主权力,通过党章设计出中央和地方的权威分享制度,在政治中增加透明性和规则性,应该是认真对待的选项。

站在中共地方政治势力的立场,中共的地方政治力量迟早需要面临一个选择.地方为了把握自身政治命运,避免成为中南海的棋子,除了上面提到的博弈外,最可取的无疑是增加地方政治力量的合法性,使得地方政治势力扎根在地方,正如神话里的大力士安泰,只有脚踩在大地上才有无穷的力量。地方民众无法有效支持的政治人物,再能干也是如浮萍在水,中南海的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得无影无踪。因此,在既有的制度空间和可能性之下,开明的地方党政领导应该尽可能的开通地方民众的政治参与通道.只有借助民意,才能对中央的密室政治作出某种有效的反制。

固然,在当前的政治现实下,这种政治尝试是有风险的,却未必是决无可能的.比如,设立民意的表达和采集的平台,适度放开新闻管制,允许本辖区内更多的民间自治,让民营资本发挥越来越大的社会作用(比如民间慈善),等等。只有这样,当地方官员被上面的政治风暴所扫荡的时候,民众才有机会和可能为地方领导人出来说话.而且,风险总是和收益相伴随。在特定的政治情景中,这种风险是对一个从政者的政治品格和智慧的真正考验。象俄罗斯的地方官叶利钦那样,如果他没有在那个关键的时刻站出来,前苏联的转型历史恐怕要重写。

站在民主化的立场,需要认真对待中共中央和地方权力运行的摩擦及其制度性困境,民主化的推动者应该未雨绸缪,设计出一套可以整合各方权力和利益的现代制度框架,把集权体系下的地方诸侯转化为民主制度下的地方自治架构。

中国的民主化必须在中共失败的地方成功。想当年,毛时代的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失败,催生出以市场化和私有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看现在,中共独裁体制在管制地方上的失败,也有可能催生出地方先行的自治民主。


注释:
(博讯2007年4月26日 转载)

作者:温克坚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是国防军还是雇佣军——三论军队国家化

是国防军还是雇佣军——三论军队国家化

吕耿松

前段时间,笔者所在的社区里的老百姓在纷纷议着一件事:军队离退休干部每月加薪1700 元,外加一次性领取住房装修费10万元。百姓们为此忿忿不平,大骂这批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又在巧立名目吸吮老百姓的血汗。笔者经过多方了解,证实确有其事。联系到以前媒体披露的胡锦涛给军官大幅度加薪的报道,看来共产党为了挽救摇摇欲墜的统治,正在大力收买军队,要把中国军队变为雇佣军了。

雇佣军与"党军"

雇佣军最早来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曾雇用强悍而好战的马其顿人保卫自己的首都,后来罗马人也从日耳曼部落招募雇佣军打击来自东方的侵略者,保卫自己的帝国。 15 世纪以后,一些西欧国家出现了较发达的工商业,国王通过税收得到了雄厚的财源,开始雇用国外的军人建立听命于自己的军队,于是雇佣军在欧州盛行,比较有名的是意大利雇佣军、瑞士雇佣军和南德意志雇佣军,在东方还有"雇佣军专业户"廓尔喀军团。雇佣军有两个特点:一是"为金钱卖命、为战争卖命",打仗是一个谋生的职业,谁出钱就给卖命。二是不分国籍、不分阶级,没有政治目的,通常情况下雇佣军大多是外籍人。共产党的军队从理论上来说是"无产阶级军队",是政治性最强的军队,跟雇佣军根本沾不上边。但随着共产党的腐败与日俱增,军队的腐败与也"与时俱进",这支党军也差不多变得跟雇佣军一样,极其贪婪,以致中共只好抛开"党性",用钱来喂养。

综合各种媒体的消息,中国军队自1993 年启动军队薪资改革以来,第七次进行加薪。6 月9 日中央军委召开会议,通过了2006 年解放军工资调整方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装备部及总后勤部已联合发出《军队工资制度调整改革方案实施办法》,军队 各级干部最低工资( 不包含地区补助) 如下:排职2241 ,副连2380 ,正连2590 ,副营2840 ,正营 3232 ,副团3684 ,正团4268 ,副师4969 ,正师5674 。另外从明年1 月份开始执行新的地区补助标准:主要分两类,一类是艰苦地区驻军补助增加;另一类是发达地区驻军补助增加。如北京、 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的地区补助将调整至每月1100 元。解放军现役军官的工资主要由基本工资和津贴两部分组成,其中基本工资由职务工资、军衔工资、基础工资和军龄工资四项组成。据了解,这次加薪军龄工资由原来的每年增加1 元调整为每年增加10 元,基础工资由原来每月230 元调整为600 元,军衔工资则平均增加约三倍,职务工资则平均增加约两倍。另外,正师离休增加 2400元左右(事实上比杭州老百姓听到的要高得多)。消息一出,一些青年军官欢呼:" 党中央、中央军委英明!感谢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关怀和厚爱!"仔细分析一下这个工资调整方案,不难看出,解放军和武警士兵在这次加薪中没有受到多少实惠(一年军龄 10 元,三年军龄只有30 元,五年也只有50 元),受惠的是那些高级军官,而在中国军队师以上高级军官中,大部分是太子党成员。特别是那些离退休的高级军官,不劳而获地要多拿每月两千多元的薪水,还要一笔拿走10 万元的所谓住房装修费(其他地方可能是另外名目)。这些青年军官如果冷静地想一想,就不会盲目地高兴了。因此,确切地说,共产党此招不是在收买雇佣军,而是在收买"雇佣军队长"。历史证明,一个政权要靠雇佣军来维持,这个政权肯定是不长久的;一个国家要靠雇佣军来保卫,也是保卫不了的。而一个国家要不受侵犯,一个政权要长治久安,唯一的选择是军队国家化,军队受国家的节制而不是受政党的节制,受典章制度的调度而不是受"雇佣军队长"的调度。收买"雇佣军队长"的做法,实在是下下策。

触目惊心的腐败

1993 年我被开除工作后,一位朋友介绍我认识一个浙江省军区的连级军官。这位军官说他认识浙江省政府杨秘书长,让我去找杨秘书长,进浙江省参事室工作。我说,象我这样的异已分子,被公安机关开除,怎么能进省政府呢?他说他与杨秘书长关系很好,有办法。于是我们两人约好一起到杨秘书长家里去。碰面时他见我空着双手,十分吃惊,说:"怎么,你没有带礼物?!"我说:"我一向没送礼的习惯,再说现在共产党正在宣传反腐倡廉,如果送东西,反而害了杨秘书长。"他说:" 你们教书的人真背时,这样两手空空人家怎么帮你办事?"接着他给我上起"课"来,说他如何从一个初中毕业的农家子弟混到军区后勤部的连级军官。在认识他以前,我的朋友曾向我夸口说他多少能干。接触后我才知道,所谓的能干,就是会送这送那,把老父亲在田里挣来血汗钱都送光。他告诉我,在部队里,不会送东西的人是没有"前途"的。这使我想起一位派出副所长跟我聊天时讲的一件事。这位副所长刚从部队转业回来,原是个营长。他说,现在去当兵,口袋里得起码揣上五千元,否则的话,轮不到好差使,也入不了党。当两年兵,吃两年苦,不如不去,他绝对不会让他的儿子再去当兵。从这两位基层军官的谈话中可以得知,"人民军队 "的腐败跟地方上一样,甚至超过地方。

关于军队的腐败,中国媒体是从来不披露的。但近年来随着网络的发展,在国内的一些论坛上,在海外媒体上也可以看到有关中国军队腐败的报导。6 月29日,新华社破天荒地发布消息,证实了海外报导的原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已经被拘捕的消息。中共官方对王守业的指控,包括"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索贿、受贿"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据多维新闻网报导,北京军方消息人士告诉《多维月刊》,王守业贪污和挪用以及受贿的金额,其实不止一亿六千万,而是高达三亿元,而他的直接后台和拍档,其实就是身居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高位、兼任江泽民办公室主任的贾廷安中将。该消息人士说:"王守业的钱,其实也是贾廷安的钱,没有贾的支持,王守业敢这么大胆吗?而贾廷安背后,显然就是江泽民"。据透露,王守业案涉及解放军高级军官多人,包括少将四人,大校七人。目前这些涉案的高级军官,已有五人被责令退伍,六人遭降级处分。根据中共官方媒体香港《文汇报》透露的消息,单从王守业在其北京、南京两处寓所,查抄到人民币现金就达 5,200万元,美元现钞 250万。在其办公室发现的私设小金库帐号内,有存款 5,000余万元。据称王守业交代,他还以福利为名,给同僚分发近 2,000余万元。 (chinesenewsnet.com)

且不说王守业贪污受贿3亿元,成为中国最大的贪官这件事,单就王守业在五个单位包养五个情妇,最后又抛弃情妇,被情妇们联合起来举报 58次这件事,就足以说明军队的腐败触目惊心。最早揭发王的情妇姓蒋,她和王守业发生关系生下一名男婴后,王令她谎称与他人所生,并叫蒋退伍。据说蒋提出要数百万补偿,王只答应给一百万。二人因此决裂后,王又威胁蒋的安全。蒋就到中央军委、海军司令部上访告状,但一直未被受理,拖了两年多。蒋又串联王守业另二名情妇,联名给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写了 58封举报信,每天风雨无阻地站在北京海军司令部大院门口附近散发传单。事件终于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军委纪委、军委法制局联合对王守业展开调查。王守业犯案时间是从 1995年至 2001年之间,当时他担任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部长和全军房改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守业在这段时间,主持建造了耗资十多亿元的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大楼,他每年进帐数千万元。而正是在这段时间,竟有四年被评为"优秀党员"、"优秀干部",还立过两次三等功,并在 2001年升任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军衔从少将晋升为中将。也就是说,这段时间,王守业是在犯罪中升官、"立功",又在升官、"立功"中犯罪(这是也大部分中共官员的成长过程)。面对这样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身为机要员、秘书之类小人物的王守业的情妇们,要想扳倒王守业谈何容易?知情人士分析,要不是江泽民不识相,赖在中央军委主席的位置上不肯走,要不是此案涉及到贾廷安,胡锦涛还不至于出此招,因为象王守业这样的人,在军内决不是少数。前几年有个资料说, 中国军队各级大小贪官,窃走公款三千亿元。前不久有媒体报导说,目前解放军有1700 名军官因贪腐受到审计。从王守业案子看,这个数据应该不会虚假。

中国军队的腐败,除了贪腐外,还有经商和走私。任何一支军队,都是以军为本,以武为本,但中国的军队却以商为本,以教(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入荣八耻"等说教)为本。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浙江省军区的军官,在部队是负责经商的,所以他的" 满腹经纶"都是行贿受贿。据一些复员回来的军官和士兵的看法,在部队里最红、最吃香的人是替部队搞创收的人,这一情况跟我原来所在的单位差不多。在军队里,练兵的不吃香,在学校里,教书的不吃香,反倒是那些"不务正业"的人即搞创收的人吃香,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怪胎。

在远华走私案中,大家都知道有"红楼"这样一座建筑,那是中国腐败的象征。另有一座与"红楼"相媲美的云南省军区招待所,它的名气没有"红楼"那么大,但也曾红极一时,可以说它是中国军队腐败的象征。该招待所设在昆明西南郊西山风景区,占地三万平方米,是1993 年建造的。招待所内有大小舞厅10 个,酒吧、餐厅16 个,有两栋古色古香的住宿大楼、20 多幢独立别墅,是军官和省高干及其子女吃喝玩乐的"黄窟"。全国各地的军官出差到昆明,也都要求到西山区开开眼界,享受一番。省军区招待所聘用了两百多名貌美的未婚女青年担任服务员,有来自艺术院校的、来自省军区卫生学校的,也有从学校刚毕业或刚参军的女青年中挑选出来的。这些服务员被分为三个档次作"五陪"(即陪舞、陪酒、陪游、陪休假、陪作秘书),月薪三千至八千元。来招待所玩乐的军官,按级别由不同档次的服务员陪伴。该招待所由省军区从经营经济实体中支付,再加上省政府从税收中拨给军区参加城市建设的经济补贴,每年开支达一亿多元。也就是说,军队经商办实体得来的钱,除被贪官中饱私囊外,还用来逍遥快乐。这样的军队,一旦有战事,如何担得起保卫国家的重任?

说到走私,有人形象地把"人民军队"称为"人民商队",军队动用它的飞机、舰艇进行公开走私。据香港媒体报导,上世纪90 年代,在黄海海面上曾发生过公安、海关缉私人员与军队走私人员的"黄海炮战",造成87 人伤亡。一百年前,中国军队在黄海海面上与日本军队进行过激烈的交战,虽然战败,但以邓世昌为代表的中国军人在日本侵者面前视死如归,在炮弹用尽的情况下,用"军舰拼刺刀",将日本旗舰"吉野"号撞沉,在中国战争史留下了气壮山河的一页。一百年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军队却因走私与政府的缉私艇在同样的地方进行炮战。据说公安和海关缉私人员 13名阵亡者中,有一位是邓世昌的嫡玄孙。如果属实,邓世昌他老人家岂不要在九泉之下哭泣?

军队、武警、公安经商和走私之风在朱镕基当政时被压了一下,后来江泽民跟军队上层作交易,据说收敛了许多。但实际上,军队、武警、公安的收入不仅没减少,反而是"与时俱进",这里面到底有多少黑幕也只有天晓得。四川军阀刘湘说过:"商人怕军人,因为军人有枪杆子。其实,军人也怕商人,因为商人有洋钱。商人没有枪杆的保护,便感到有生命危险,而军人没有洋钱,也就没有饭吃,同样有生命危险。所以,我希望枪杆子与洋钱合作,把市面搞好,彼此都有利。"中国目前的情况,就是"枪杆子与洋钱合作",如今军队的首长,和老板没有什么区别。

刘湘说"希望枪杆子与洋钱合作",理由是"军人没有洋钱,也就没有饭吃"。但今天中国的军人决不会没有饭吃,特别是那些高级军官,不少人是巨富。如原 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董良驹一个人就拥有豪华轿车15 辆,在全国名胜之地有豪华别墅9 幢。1998年 11月中旬,中央军委、中央军纪委在北京西山召开的军委生活会上,国防部长迟浩田说:"从 94年以来,军队所办经济实体的资本、收入,有百分之八十被高中级干部私人挪走,每年军费中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花在高中级干部吃喝、外游、修建豪华住宅、购买轿车等上"。可以说,如今中国军队的领导人,比刘湘要富有。

平心而论,中国军队的士兵和下级军官是苦的。在《 中国将军政要网》上,一位网友说:" 现在当兵多苦啊,不过跟偏远山区普通工人比肯定还算可以。每年休假,外出,探亲就象蹲监狱放风一样。当了一辈子兵最后连个窝都搞不定。还想建设强大的军队,要是还不长工资我想没几年没几个来当兵了,真正愿意在部队工作的也就是那些农村大学生吧。"这位网友看来是个基层军官,他要求增加工资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合理的。另一位网友说:" 偶是29岁副营转业的,在部队仕途还算顺利。促使自己要求转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面临军地收入的差距,心态不能平衡。回来后虽然工资单上拿2500多,但奖金、补助加起来,每月5000有余,已经买了 30W的房子,再努力几年,车子也会有的。想想还在部队奋斗的弟兄们,应该加薪了。"从上面两位网友反映的情况来看,军队要求加薪的理由是两个:一是士兵太苦,二是基层军官工资与地方上公务员或企业的白领的收入相比,心态不能平衡。这主要是个社会公平问题。当前,工农兵仍是社会上收入最少的人,国家应当提高这部分人的收入。至于那些高级军官收入本来就已很丰厚,不应该再加薪了。但事实却相反,官越大,加得越多,差别越拉越大。如果说将军和士兵的收入原来是十比一的话,那么经过加薪后变为一百比一了。军队加薪后,地方公务员也忙着加薪了。这样一来,有权力的阶层都利用权力来给自己加薪,官越大加得越多。这些薪水从哪里来,当然是纳税人的。因此,从实质上来说,军队干部和公务员的每次加薪,都是在喝兵血和民血。

被抛弃的雇佣兵 ——中国的退伍军人

有观察家认为,中国军队这次加薪,动因来自近几年来退役军人的不但上访。当局借口安抚退役军人,给予一点点小恩小惠,随后顺着这个借口,自己趁机大大捞一把。由于共产党把军队当作自己的雇佣军,所以普通军人在退役后,共产党就不管他们的死活,特别是士兵和下级军官,根本就不管。这就激化了当局和退役军人之间的矛盾。中国军队以前实行军官
"转业"制度。军官退役后,政府会为他们在地方上安排工作。但在上世纪90年代,解放军总政治部出台了一个军官退役办法,让退伍军官领取退役金之后自谋职业,身份等同于普通工人和农民。到了21世纪后,中国军方对这种把退役军官完全推向社会的政策进行了修改,保留退伍军官的干部身份,退伍军官不仅可以享受医疗、养老保险以及住房方面的福利,还能领到一笔可观的退役金。但是,这使在这个政策出台之前的退伍军官感到很不公平。目前这批退伍军官在全国大约有两三万人。可以预料,这次加薪后,感到不公平的人会越来越多。

上世纪 80年代,戍马边疆20年的正营级军官王龙智复员回到河北老家,上级安排他到一家国营企业工作,为此他去找国营企业主管局的办公室主任李世一。李世一暗示要他送三千元。王龙智送了一千多元,并请李世一到自己家里吃饭,李世一带了姘妇到王家一起吃。在王龙智去厨房拿菜的时候,李世一对情妇说:"今天我们吃了他的,要是他不给我们三千元,我们就把他的档案放到柜子底下去。"王龙智正好把菜端上来,听到这句话后,气得发了疯,他大喊大叫地跑出去,爬到一所中学的房顶上,准备往下跳,幸亏好多人围过来,把他劝了下来。但李世一并没有受到处分,继续勒索王龙智。一个月后,王龙智终因无法忍受李世一的勒索和污辱,爬到高压线电杆上触电身亡。这是一起比较典型的中共地方官员廹害退役军人事件。 中共内部资料表明: 1999年复员、退伍、转业军人因对安置问题不满而上访、闹事的就有 73200 多人次,其中包围、冲击地方政府的有73 次,而导致流血冲突的多达27 次。

2000 年3月,河北省发生过2000多名退役军人暴动事件。3月 16日,河北保定、衡水、邢台、张家口、承德等五个地区共40多名复员、退伍、转业军人代表到达石家庄,向河北省安置办公室请愿,要求当局立即落实有关文件中关于复员、退伍、转业军人的安置事宜。出面接待的河北省办公厅副主任不但不承诺解决问题,而且趾高气扬地用语言相威胁,说这些退役军人是"非组织活动 "。这些退役军人代表听见那个省府官员张嘴就用" 非组织"活动相威胁,全都怒火攻心。有人立即冲上前去,揪住这家伙的脖领质问:"你坐在办公室里舒服,一手拿公家的,一手拿私人的,说话不知道牙痛!可我们还得养家,还得吃饭,逼到老子们没路走了,就只好拼命啦!"代表们吵嚷著"见省委书记、见省长! "很快,该官员招来了武警,想用枪杆子镇住请愿者。可这些老兵又谁没见过真枪实弹,几个武装警察的枪立马就被下掉了。双方在省政府办公厅展开了一场肉搏战,当场受伤的有11人,其中五人是武警。3月22日,事态进一步扩大,河北省九个地区 800多名复员、退伍、转业军人赶到石家庄声援。尽管省委、省政府提前获得情报,派员赶赴各交通路口、车站"劝阻"、拦堵,但请愿队伍最终还是闯进了省军区大楼。中共河北省委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安排一名省委常委、副省长出面接待,美其名曰"听取意见 "。请愿老兵都集中到了军区礼堂。官架十足的副省长意见还没听进完,就给请愿行动定了性:一、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非法上访集会,已经造成了一定的政治影响。会后必须立即解散,今后绝对不允许搞类似非组织活动;二、要警惕上访代表中有别有用心的人制造事端、激化矛盾,其矛头是对准党和政府的,是有意挑拨军队同政府的关系;三、要求请愿者相信党、相信政府是能够解决安置问题的,不得再做出有损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事。副省长的一通官腔和一顶 "动乱"大帽子,立即激怒了上访的复员、退伍、转业军人。他们当即将这个省领导人团团围住,质问他:"这是中央的意见还是省委的意见?""宪法哪一条规定不能上访、不能集会?""你们是不是想官逼民反? "已经领教过老兵动刀动枪架式的河北省的官员们,这次不敢招武警逞威了,他们赶紧簇拥着副省长逃跑。3月24日、25日,从河北省九个地区,分乘旅游车、军车到达省军区大楼的复员、退伍、转业军人一拨接着一拨,最后聚集了两千多人。他们在军区礼堂开会,宣布 3月27日从铁路公路双路并进进军北京,发誓要从党中央国务院那里讨回公道。消息传到了中南海,吓坏了江泽民。他赶忙紧急致电河北省党政军领导,责令"省委、省政府、省军区主要负责人星夜赶赴现场了解情况,控制事态发展,立即缓解已经恶化了的矛盾"。面对复员、退伍、转业军人不解决就造反的坚决态度,中南海指示: "立即答应复员、退伍、转业军人的一切要求,要认真、切实解决、落实复员、退伍、转业军人的安置问题,不能拖,不能把问题上交到中央,更不能让事件风波扩大到其他省去。"为此,中央有人还专门电话叮嘱河北省委书记:"你要亲自下去处理,不要拖拖拉拉的,要放下架子,绝对不准把矛盾上交到中央。 "3月26日上午,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河北军区党委书记与从北京匆匆赶来的国务院副秘书长一道来到了河北省军区,向复员、退伍、转业军人明确宣布,接受他们的全部要求。

胡锦涛上台后,退役军人上访事件有增无减。据西安转业军人田 宝兰在致中央军委领导的公开信中透露 ,全陕西109 个市县均存在多年上访一直得不到解决的军人上访案,上访军人涉及从抗美援朝,到对越自卫还击战,到现在的各个年代的各种问题。因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上告无门,近两年来陕西各地的军人上访迅速朝组织化态势发展。 2004年 10月19 日,四川绵阳、南充、内江、广元、宜宾、眉山等17 个市县近300名落难待救的军转干部,代表着分布在全省各个角落的 86000余名退伍军人,冲破重重阻力,从四面八方按约定的时间、地点,云集到成都市督院街,向省委、省政府讨说法。 2005年 4月,陕西省政府门前连续爆发了几起大规模对越自卫还击战老兵静坐示威的事件。与此同时, 4 月11 日,位于北京西城区南、北西什库街之间小红罗厂的中央军委信访接待站,2000 多名身穿军装的复员、转业军人集体上访。事件引起北京当局的极度恐慌,调集了北京西城区全部警力和全副武装的防暴队包围现场。2005 年6月 20日,广东省政府门口西侧《伟大的抗美援朝胜利万岁》的横额下陆续集结了上千名广州市省、市属企业军转干部,包括抗美援朝的老转业军人来到广东省政府上访,要求落实解决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问题。 8 月1 日建军节那天,有上百名退伍老兵,到北京的解放军总政治部前静坐示威。据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柯华2005 年11 月7 日报导,深圳5000 多名由解放军转业的建筑公司职工,因不满公司在国企改民营中未能兑现对工人的赔偿承诺,怀疑赔偿款项被侵吞,在该市福田区发起集体抗议行动,造成局部交通堵塞。上世纪80 年代初,中国当局将2 万多名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来深圳开山修路,是深圳当年的首批建设者。近年来这些工程兵所在的四家建筑公司由国企转变为民营,之后大量裁员并大幅削减工人福利。按当局相关规定,公司须向这些有20 多年工龄的职工发放每人11000 元人民币的补偿金,但职工只拿到4000 多元,其余的福利和退休金也一并取消。两年前这些工人开始向市政府上访请愿,但一直未能得到解决。这5000 多名转业军人就是这2 万多名基建工程兵中的一部分。

2005 年8 月,中央军委颁发《军队贯彻执行<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的补充规定》,不许军人私自参加社团和宗教活动,禁止军人组织、参与游行示威和串连上访。但是这个规定并不能阻止退役军人继续上访。今年 5月 11 日上午,七百多名退伍军人到解放军总政治部上访,他们穿着绿色的解放军军装,整齐的列队坐在门前四米宽的马路附近。警察出动,对现场进行了戒严。7 月10 日,近千名当年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到 陕西省政府门口请愿,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这些请愿的退役军人中,还包括烈士遗孀。有位曾经立过两次二等功的老军人童友财每个月领取 164 元抚恤补贴无法糊口,现在身体残疾,多年生活陷入困境,寻求政府协助,包括民政部、国防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但是都求告无门,现在打算网上拍卖勋章和纪念章。在部队服役 10多年的一名退伍军人指出,他们一家三兄弟都是转业的退伍军人,在回乡后遇到许多问题,政治上的、生活上的和工作上的问题都无法获得解决,他们的伸冤也都没有受到中央和地方重视,让他们感到很失望。

退役军人上访已成为中共政权的一个很大的包袱,也可以说是它身上的一个背痈。今年8 月,解放军四总部又出台了一个《军队信访条例》,于 9月 1号开始施行。这是中共颁布的第一部《军队信访条例》。该条例一方面称" 坚持以人为本,维护信访人员的合法权益;坚持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坚持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教育疏导相结合",一放面又强调"把依法、有序进行 信访活动作为对信访人的基本要求","限制上访人数,禁止非正常上访行为",对围堵、冲击军事机关,拦截公务车辆等6 类行为作了禁止性规定。条例还规定"现役军人采取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遵守军人外出管理的有关规定,不得采用多人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从本质上看,这是一个限制、剥夺军人(包现役军人和退役军人)上访权利的条例。
共产党把军队当作自己的雇佣军,这就决定了它无法解决军队的腐败以及它和退役军人的矛盾,那种收买"雇佣军队长"的做法更是饮鸩止渴。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军队国家化,使军人为了荣誉和责任安心服役,而不是用金钱来刺激。对于退役军人,应建立一个完善的安置机制,国家应当充许退役军人建立类似"退伍军人协会"的工会组织,保护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


注释:
原载《北京之春》5月号

《从"两会"看赎回选票运动》

《从"两会"看赎回选票运动》

滕彪

与人民隔绝

每一年的"两会",都是在戒备森严的保护下进行的。今年"两会"期间我路过天安门时,广场空空荡荡,人民大会堂警戒重重,长安街上百步一岗,到处能看到随时待命的警车、军车,紧张兮兮的警察、保安,贼眉鼠眼的便衣、联防。据报道,为确保"两会"顺利进行,北京市动员近50万人参与保安工作,包括2万公安武警。部署如此夸张的警力,就是为了把会场、与会者与民众隔绝开来,防止人民代表与人民发生关联。公安部专门召开了信访工作电话会议,"要求确保两会期间北京不出现信访高峰,确保不出现影响两会安全顺利进行的重大信访问题。"这几乎是不加掩饰地宣告"两会"的反人民性质。
会场上,"公仆们"忙着建设和谐社会,忙着说谎、举手和鼓掌,巩俐、邓亚萍、赵忠祥这些政治低能儿忙着讨论鸡毛蒜皮,喻权域这类人权专家狂吠不止。会场下,访民被驱赶、关押、殴打、劳教、判刑;矿难频频,群体性抗议不断。今年"两会"期间湖南永州发生大规模警民冲突,骚乱多日,群众一度多达两万人,"两会"代表竟毫无反应。对重大的问题视而不见,其实正是他们的责任。压制真相、愚弄民众、欺骗舆论,也正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与访民为敌

高官、党棍和伪精英们一年一度的盛会,是访民苦难和绝望的日子。随手摘几则今年"两会"期间自由电台亚洲的报道:

黑龙江访民王淑艳说,她的丈夫在两会期间被从北京抓回当地拘留,说是两会结束就放人;但两会结束了,人却音讯全无,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因此她现在只好进京上访要人。
北京奥运失地者叶国柱的胞弟叶国强,两会期间被警方带到北京郊外怀柔山庄软禁17天。
上海动迁户魏晴在接受采访时说:"2月28日上午警察和动迁办强行把我带到金山关到金红大楼五楼,十六天不准外出,吃盒饭。要求外出走一走,眼睛被打红肿,静安分局的警察侯宏生用脚踢了我左胸和后背,造成肿胸、挫伤。"和魏晴一起被拘禁的有九名静安区访民,侯玉珍是其中之一:"他们打我,不带我去看病,我的眼睛几乎要瞎了,后来他们看不对了,看我的手给他们打得筋和软组织都挫伤了,都是青的。这眼睛看什么东西都是一点点黑的,他们可能怕闯祸,叫我保证不要再返回北京,我想尽快把眼睛看好,所以就答应他们了。"
"两会"期间,为了防止上海访民大批进京上访,大多数访民被软禁在家或者旅馆里。田保诚对记者说:"我逃到过北京,回来就被拘禁在旅馆里面,我就用绝食抗争,他就让我写一份承诺书,十六号以前不准去北京上访。现在被在家里监控,不是说不能出去,而是说他用一根很粗的绳索,一头系在我门把手上,一头系在一个他们带来的椅子靠背上面,然后一个很粗的木棍绑在靠背椅上面。"
湖北访民郑大靖说:昨天英国电视台五个人采访我和六,七个访民,后来来了很多,中途就中断了,有保安来看后马上向公安提供信息,所以他们赶紧离开了,反正他们现在不准你接触媒体。(因接受英媒采访,郑大靖被警方绑架。)

据报道,今年"两会"期间,仅在北京就有几千以上的访民被强迫关押、驱赶;各地关押和监控的访民更是不计其数。他们之中有的失踪、有的被劳教甚至判刑入狱。对持不同政见者、活跃的维权人士也采取各种形式的软禁、跟踪、拘留、遣送原籍等强制性措施。
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劳民伤财:就算上访者把上访材料塞到人民代表手里,也没有几个人大代表会瞧上一眼,不把上访者踢出来就不错了。——更悖谬的是,访民们寄希望解决问题的这些人大代表以及这些代表所代表的这套政治制度,正是他们苦难的制造者。

与民意背离

我们看看代表的构成。在全国人大代表中,70%左右来自于行政、司法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政府官员和司法官员又占了其中的大多数,什么省长、市长、局长、厅长,什么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都成了人大代表。在省、市、县、乡镇各级也基本如此。这样的人大如何监督政府和司法机关?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既是监督者又是被监督者,立法者同时又执法或司法,这属于政治上的乱伦关系。立法、行政、司法三权无法制衡,公共权力也就无法受到民众的制衡,这种体制下,民众只能是任人宰割。此外还有一些劳模、作家、院士、影视歌星、体育明星,作为政治花瓶,摆在人大会场。别说让他们去提出议案、审议法律、质询政府官员,恐怕让他们看懂预算草案和法律草案,也有难度。除了住豪华宾馆、举手鼓掌和人云亦云外,还能指望他们有什么作为?
《选举法》公然歧视农民,规定一个农民的选举权,只相当于一个城市居民的四分之一。这种和种姓制度、种族歧视如出一辙的反文明的体制,把农民当作劣等公民的野蛮做法,在当今世界绝无仅有。即使如此,九亿农民、上亿农民工,在全国人大里几乎没有他们的位置,也几乎没有他们的代表。在地方各级人大中,能代表他们利益的,也属罕见。
这种人民代表大会,必然与民意背离。他们反映的是官意,以官为本位,以党为本位,以私利为本位。不过凭心而论,各级人大代表中也有一些希望做好事的、想说真话的人,但整体的制度环境使他们无法施展自己的力量。极少数为民生民权而大声呼吁者,像吴青、姚秀荣这样令人尊敬的代表,要么受到孤立,要么被排挤出局。曾在80年代当过天津市人大代表的张炜说:"我自己过去也做过人大代表,也曾经试图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真正想完全彻底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面反映问题的话,你就会发现两种情况,第一,你会发现在人大代表中间你是孤立的,因为大多数人大代表是上级机关指定的,所以他们考虑的是上级机关的意图。如果你不顾上级机关的意图,提出与大家不同的意见,你就会很孤立,在那个环境下很难工作。第二点,下次再选下一届人民代表的时候,如果你坚持这样做得话,上级机关就不要你了,它可以要一个更听话的人,一个按照它的意图来提出议案的人。"

与选民无关

全国人大代表和选民毫无关系,它形式上属于间接-间接-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是经过多次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中还要选'常委','常委'再选主席团。这种多层次的间接选举,为执政党提供了操纵、控制的极大空间。"(孙文广:《改革人大制度的几点建议》)据统计,现在世界上 180个国家的议会中,一院制的议会和两院制的下院,大约只有 6个国家的议会不是直接选举产生。中国公民不但无法直选最高领导人、国会议员,无法直选省、市领导人和人大代表,连县、乡领导人都无法直选。这种体制本身就是对人的基本尊严的侵犯。
在实践中,连形式上的间接反映民意都做不到。在县区人大代表的选举中,选民对候选人几乎是一无所知,只能跟着画圈。候选人不与选民见面,不向选民们发表他们的见解。(没有言论自由,哪有民主选举?)很多乡村地区给投票者发钱发香皂,来保障投票率。通过"蕴酿"程序,保障听话分子入围。党所认可的构候选人完全不需要费心思去宣传、竞选,就能够轻易当选。以独立参选者身份能够当选的,凤毛麟角。姚立法、吕邦列、刘正有、孙不二等独立参选人,在2006年的区县人大代表选举中受到骚扰、威胁、监控甚至野蛮殴打。选举就是舞弊、交易、黑箱操作、投票秀;谁当选,谁落选,谁升谁降,基本与选民无关。

选票的价值

这些与选民无关的会议,花费的却是纳税人的血汗钱。据了解,北京市为"两会"直接财政支出达1亿多元,加上为"两会"的安全、通讯、交通等项投入3 亿多,至少耗资5亿元。而全国花在"两会"的资金超过50多亿元人民币。每位"两会"代表在北京会议的个人花销,相当于两个中国农民全年的收入的总和。(涂名:《两会,驻京办和培训中心》)花了钱不做事,或者专做坑民害民之事,这是"两会"的基本现实。
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三种态度可以选择,一种是人云亦云,跟着画圈,接受操控,帮忙演戏。这是自欺其人,同流合污,不足为训。第二种是宣布独立参选,或者积极帮助独立参选人竞选。这种办法最好,但是需要政治智慧和勇气,成功当选的机会也不大;而且并非每个人都有时间精力和政治兴趣。第三种是,不投票,不合作。这是一种值得尊重的私人选择,但如果把这种态度公开化,就成为具有重要政治意涵的公民运动。
唐荆陵等人发起的"八毛钱赎回选票运动"就是一个拒绝虚假选举、珍视选举权利、唤醒公民意识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通过公开声明自己不参与选举、拒绝投票,来表明背离人民的假议会和强奸民意的伪民主,没有自己的参与和共谋,并以此力图唤醒选民的权利意识。赎回选票运动从2006年8月30日酝酿,2006年 9月30日正式发起,到2007年3月,共有分别来自26个省份的288位公民发表了个人声明。赎回选票行动与独立参选的意义同样重要:"不合作运动是划清界线,是不参与的消极抵抗,而独立参选则是种积极改造。……不合作运动与独立参选都揭露出中国虚假选举的本质,都逼迫这种选举回归真实。"(王德邦:《中国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新探索——话说"八毛钱赎回选票运动"》)

是谁在违法?

必须指出的是,非暴力不合作和"公民不服从"都是非暴力的公民行动,在精神内涵上几乎没有差别,在概念上极为相近,在很多语境下也无须区分。但两者还是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具体到赎回选票行动受到威胁和骚扰的时候,这种区别关系重大。
公民不服从,是指公民因其价值观和道德信念的缘故,以公开和非暴力的方式,拒绝遵守或执行现行法律或政策的"违法"行为。公民不服从者事先知道,他采取的乃是具体的法律或行政命令所禁止或限制的行为;只是他出于良知或信仰,公开地、以非暴力的方式违抗他认为不正义的法律,并甘愿受到法律的制裁,以自我牺牲换取精神上的安慰或正义的实现。比如某国规定游行违法,而公民出于良知公开以游行的方式表达意愿;比如,为反对政府的非正义战争而拒绝纳税;比如,种族隔离的法律禁止黑人进入白人学校、剧院、公园、旅馆、餐馆,而黑人故意进入。
而非暴力不合作并没有任何违法情节,它只是公民公开地拒绝参与某项活动或拒绝与某些部门合作。比如,一个人声明拒绝收看"新闻联播",或公开拒绝《人民日报》的摊派;比如,一个人公开拒绝购买劳改产品;比如,公民出于信仰原因而公开退出某个政党,比如,一个法官拒绝接受迫害良心犯的案件。同样,一个人公开声明自己不参加投票,并不违反任何法律。
赎回选票行动的一些义工在国内网站开设的多个博客被关闭,多名发起人、义工和发表赎回选票声明的公民个人被传唤或被公安人员询问。唐荆陵几次被传唤,警方以赎回选票行动"扰乱社会秩序"以及违反《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相威胁。这是对公民权利的无理侵犯,也是对公民良心自由的粗暴干涉。事实上,违法的不是赎回选票运动的参与人,而是那些操控选举、破坏选举的人。力量在于那些说出真相的人,而那些编造谎言的人,才需要暴力和层层护卫。

2007-3-25

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筹)二00七年五月十五日紧急呼吁

二00七年五月十五日紧急呼吁

我党陈树庆先生自去年9 月14 日被浙江当局非法关押至今已有240余天,目前噩耗传来,陈树庆为抗议当局长期羁押,于5月1日开始绝食。我党对此深表关注,对当局非法行径表示强烈抗议!

陈树庆先生追求民主自由,捍卫人权,致力于国中的法治和社会进步,勇于监督政府和执政党,敢于讲真话,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是坚强的中国民主党党员。陈树庆先生为人通情达理、行为正直、坚持原则,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警方起诉意见书认定陈树庆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主要证据是他写的《捍卫谁的主权》、《应该释放许万平》、《一份反民主、反法制的纳粹主义判决书》、《中共入人权理事会伊始便侵犯人权》等篇文章。认定他涉及到"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内容有:一、"我们要的是实行多党制的民主法制,使人民能够选择执政党组成政府来捍卫他们人权的主权。我们
决不要那些篡夺人民主权、用国民的生命和幸福作赌注去捍卫一个领袖,一群贵族,或一个政党私利与特权的封建法西斯主权";二、"中共执政五十多年来,专利(长时间垄断政治、经济和社会一切资源)、行暴(如六四屠杀)、虐(因言治罪、政治迫害)、奢(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傲(假大空的愚民宣传) ";三、"中国民主党以民主为信念,讨还和捍卫人
民与生俱来的各项人身、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争取民意之支持,以期刷新与改革各种制度与机构";四、"不允许一部分人当然的专政(掌握国家政权),另一部分人当然的被专政(被统治甚至被压迫与镇压)"。此外还有"为民主党党章提修改意见","组织杭州地区维权绝食活动"等所谓的罪名。我们认为,,陈树庆先生要煽动颠覆的是封建、专制和特权,要
宣扬的是民主、自由和人权。作为一个中国民主党人,他只是讲了他该讲的话,做了他该做的事。他的文章言之有理,论之有据,他所有的言行,均是现行法律应该保障的公民权利。
陈树先生无罪是显而易见的,继续关押他是对社会正义的颠覆,是对人类良知的背叛,是对现行宪规定公民应有权利的藐视。杭州市检察机关两次退回补充侦查也证明了陈树庆先生的无罪。因此,我们要求杭州市检察院独立办案,摆脱来自法外力量的非法干涉,对陈树庆先生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由于绝食,陈树先生的身体受到极度摧残。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筹)紧急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自由的国家及其政府、议会和各国媒体,海内外的全体民运同仁,请你们共同来关注陈树庆先生的安危。

我们也再次呼吁胡锦涛先生、温家宝先生,请你们责令浙江地方当局立即释放中国的良心、民族的脊梁陈树庆先生。

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筹)

二00 七年五月十五日

支持陈树庆绝食,强烈抗议杭州司法当局构陷廹害陈树庆

支持陈树庆绝食,强烈抗议杭州司法当局构陷廹害陈树庆

发起人:王东海、吕耿松、任伟仁、徐光、王荣清等

陈树庆先生是中国著名异议作家、自由撰稿人和民主人士,因他在网络上撰稿批评共产党一党专制,主张建立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法治制度,受到中共当局的廹害,于2006 年9月14日被投进监狱,至今已有八个月。陈树庆先生是个有相当法学造诣和民主政治理论的知识分子,对当局强加给他的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嗤之以鼻,所以他在审讯中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毫不动摇,毫不妥协,体现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体现了一个中国民主党人宁折不弯的大无畏精神,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民主党人的铮铮铁骨。正因为如此,杭州司法当局对他恨得要死,千方百计地罗织罪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对他进行近了四个月的变相超期羁押(杭州市检察院应当在1月17日前作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为了抗议这种法西斯暴行,陈树庆先生自5月1日起进行了绝食抗议。我们坚决支持这一正义行动,并予以最广大的声援。陈树庆的这一正义之举,不仅捍卫了自己的权利,也捍卫了所有政治犯(包括正在狱中的政治犯和正面临牢狱之灾的政治犯)的权利。

警方起诉意见书认定陈树庆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主要证据是他写的《捍卫谁的主权》、《应该释放许万平》、《一份反民主、反法制的纳粹主义判决书》、《中共入人权理事会伊始便侵犯人权》等篇文章。认定他涉及到"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内容有:一、"我们要的是实行多党制的民主法制,使人民能够选择执政党组成政府来捍卫他们人权的主权。我们
决不要那些篡夺人民主权、用国民的生命和幸福作赌注去捍卫一个领袖,一群贵族,或一个政党私利与特权的封建法西斯主权";二、"中共执政五十多年来,专利(长时间垄断政治、经济和社会一切资源)、行暴(如六四屠杀)、虐(因言治罪、政治迫害)、奢(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傲(假大空的愚民宣传) ";三、"中国民主党以民主为信念,讨还和捍卫人
民与生俱来的各项人身、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争取民意之支持,以期刷新与改革各种制度与机构";四、"不允许一部分当然的专政(掌握国家政权),另一部分人当然的被专政(被统治甚至被压迫与镇压)"。此外还有"为民主党党章提修改意见","组织杭州地区维权绝食活动"等。一个稍具民主常识和现代宪政理念的人,会得出陈树庆的这些观点和活动是"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结论吗?不会,绝对不会。正因为如此,杭州检察院在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超期审查了两个多月后也无法得出陈树庆有罪的结论。按照法律规定和司法道德,杭州市检察院应当对陈树庆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但它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将案卷退回杭州市公安局补充侦查。更加令人发指的是,在杭州市公安局补充侦查后仍然无法证明陈树庆有罪后,检方又一次退回补充侦查。在司法实践中,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比较少,而两次被退回的,则少之又少,那都是一些极其复杂的案子。陈树庆就是在网上发了那么一些文章,他都是署实名的,效率高一点三天就能查清、通读,何需反复的"补充侦查"?在这个案子里,"补充侦查"就是罗织罪名,就是政治构陷,就是打击和镇压。在这里,"火与血"已经凸显。

在此,我们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与民主的国家及其政府、议会,关注中国人权的各国媒体,关心中国民主事业的海内外民主人士、维权人士及中国各界同胞,来关心陈树庆案子,因为这不是陈树个人的事,也不是中国民主党一党的事,而是全中国人民的事,进而也是全世界人民的事。我们同时也希望杭州市检察院知错就改,在第二次"补充侦查"审查完毕后,对陈
树庆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连署人:王东海、吕耿松、任伟仁、徐光、王荣清、王有才、 杨在新、高海兵、来金彪、戚惠民、杨建明、林辉、昝爱宗、温克坚、王富华、王荣耀、萧利彬、张祯宗、范子良、高烨炬、万珍、赵力、吴之光、席传喜、邹巍、刘进成、余铁龙、余元洪、楼裕根、单称峰、张道昌、陈振龙、郭晏溱、郭四妹、姜杭莉、池美英、朱瑛娣、董谨、沈利虎、沈正
义、金才元、钟正相、苏元真、胡俊雄、田永德、郭少坤、孙立勇、邓永亮、邓太清、张鉴康、薛振标、陈国彪、郑应民、黄小玲、林炳强、南光亮、南光存、张义才、陈渭湘、王莉芳、池美珍、程云惠、董敏、叶孝刚、刘向阳、向奇伟、李树伟、丁岳平、蒋福、 陈晓昶、李海、毛国良、周玉法、毛奇峰、吴高兴、程凡、周骏义、周妙英、张中政、崔公展、沈林财、沈建明、王杭立、刘世遵、姜力均、武中立、李锡安、王凤山、丁贵荣、方月松、张金林、蒋彦明、褚吉明、陈映映、章诒达、朱昂、刘逸明、郭永丰、天理、古清儿、唐宇、茜文、莲娜、丽莎、艾琳、蕭揚、叶建、沈炳炎、邱更耀、陈映映、储洁明、张东红、田维学、林信杼、徐文立、王希哲、黄华 [博讯来稿]

王有才:我与陈树庆的交往过程

王有才:我与陈树庆的交往过程
(博讯2007年5月13日 来稿)

与其他参与民运的同人相比,我与陈树庆是很早相识的。我们相识的时候,比我相识方建移还早,我们那时还没有参加民运活动。

陈树庆是当时富阳县新登中学我的同年级同学。当时我在高中一班,他是在高中三班的。高中二班是一个考文科的班级。我们因为在同一个高中,一个年级总共只有5个班,大约不到300人。当时一个年级的同学几乎都有点相互认识,成绩突出的同学之间互相就更熟识了。由于我们一班是从全新登在初三的时候就集中起来了,因此我们一班称为重点班。除了2班是文科班,1、3、4、5班都是理科班。当时由于有很多高年级的补习班,而且当时大学少,招生的人数也少,因此,在像新登中学这样的学校,应届生考上大学的人数不多。我们1983年参加高考,我是新登中学应届生中高考成绩的第二位,也是我们班级的第二位,我考上了大学本科的分数线。当时我们班上达本科分数线的总共有4位,还有3位上了专科分数线,而陈树庆在高中三班也上了应届本科分数线,而且成绩不错,他应该是当时新登中学应届生中高考成绩的第三、四名,非常不容易。当时作为偏远农村和小城镇的我们,能考上大学就是万幸了。对于农村的我来说,那也是我们整个村的光荣。我是我们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因为当时对于农村里的人来说,考上大学就相当于跳了龙门了,我们可以吃所谓的国家饭了。

有意思的是,最后我与他都被杭州大学录取了。我上的是物理学系,他上的是生物学系。当时除了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是浙江第二好的大学,也是当时浙江最好的综合性大学。因为浙江大学只是理工科院校。当然现在杭州大学已经没有了,与浙江医科大学和浙江农业大学等大学一起并入了浙江大学。

由于一同来自富阳新登,我们在大学一、二年级期间也有交往。大三时交往就更多了。原因倒不是政治,而是体育。他是校长跑队的,主跑5,000米和10,000米。有趣的是我也参加校运动会的5,000米和10,000米长跑。当然我的成绩也不错。但与他比还是相差一点。他在杭州大学的校运动会上在二个项目中都是在2,3名左右,而我在二个项目上大约在4,5名左右。由于我不参加校集训,因此我的长跑成绩也不错。当时有很多女生可给我加油了。我承认这是我参加校运会的动力之一。由于我的成绩不错,陈树庆多次约我参加校集训,我去过一、二次,感到太化时间,而且受太多时间约束,因此我没有参加校集训队。我还有很多其他业余爱好。当然在一年一度的校运动会比赛之前的一、二个月,我还是自己早起自我锻炼的。当时这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由于长跑运动,我跟陈树庆有过比较多的交往和接触。当时我们二人是没有太多谈政治的。

1986年的学生运动,确实使我开了眼界。我当时因为也是学生干部,与我们系的其他同学一起特别是团干部一起要求学生参加游行,并作为团的组织活动。(现在看起来很荒唐,当时杭州大学物理学系至少我们年级或者我们理论班是这样干的。)我个人也去过其他系以及其他学校联系,但是我没有参与校一级的学生组织活动。而当时陈树庆参加了校一级的学生组织活动。

86年的学生运动确实给我开了眼界。我因此就不断地与其他同学或新认识的人谈民主政治。虽然那时我对民主还不是很了解,但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由于我只是系一级的活动人士,在86学生运动中我个人没有受到影响。而且由于我后来考上北京大学物理学系的研究生,因此我们系里的老师对我还是很好的。当时每个学生要做毕业鉴定,可能上面主张将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的学生记入档案,我是坚决反对的,后来我们系当年的毕业生没有人因此而记入档案。据说他们校一级的人有一些麻烦。幸运的是,当时赵紫阳替代胡耀邦当总书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很快不了了之,当时陈树庆考上了本校杭州大学生物学系的研究生。后来,我去北京大学读我的研究生。他在杭州大学读他的研究生。我在1988年在北京大学参加《行动委员会》,后来在春节期间我回到浙江等地也与我的朋友们说了个大概情况。

1989年的学生民主运动是全国规模的,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有所动员,我在北京参加了比较多的活动,也给浙江等地以前的同学打过电话,后来被通缉抓捕。而陈树庆当时在浙江舟山岛上进行生物学研究实习,采集标本,除了中间有时回到杭州参加了少量活动外,因而没有参与太多的活动。不过在我后来被通缉以及坐牢期间,他与我的其他同学如凌渭中、卢为民、高建松、方建移等等一起也经常到偏远的我家去安慰我的父母家人。

后来,我第一次从监狱里放出来后,我跟他有了很多的关心中国政治变迁讨论的交往。当然我也与其他更多的朋友谈这些课题。我与陈树庆讨论了很多很多关于如何在中国实现民主化的问题。应该说,他的理论水平比我要强一些,特别是他的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要比我强很多。(我是因为理科很好而考上大学的,我本人小时候比较贪玩,不愿意化太多时间背语文、历史、地理和政治。)当然,由于通缉的原因,我在浙江比较有名,当时他在浙江的社会活动力可能比我要差一些,外省的情况应该更是如此。不过有一次,我们浙江有一个全省公开异议成员的聚会,最后开得不欢而撒,大家都很紧张。因为,我们之间互相怀疑。作为中间的我,感到很难堪。我只能偏向于当时已经坐过牢的异议成员。但是,那次我确实感到这样的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力太小了。本来我还想将其他更多朋友引入公开的异议群体中,那次之后,对我个人打击较大。但我也没法说出来。我个人于是更多疑了,我感到没有办法相信任何人。原来不同经历,不同教育背景,不同社会关系的人之间的思维方式是很不相同的。如果相互怀疑,这怎么能扩大影响?因此后来我采取存疑的方式。而且,从那以后,我个人想开辟新的能在国际社会发言的公共空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我们当时参与公开异议群体的活动,无非是在尽可能安全的情况下,要一个有关国际媒体发言的场所。否则,我们与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客户、我们系统里的人、以及其他群体也经常讨论中国的政治民主化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媒体空间影响力毕竟有限。

我个人也是一个多疑的人,但是我们今后是要走向宪政民主政治的。初浅地说,我们要走向民选政治。这是与中国过去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要采用与以往很不相同的做法。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有很大的社会民众基础,否则如果我们采取“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如何才能影响和转型中国的法律政治体制?显然,我们就是想方设法让中国大陆的公众知道我们的活动情况和我们的未来目标。当时我们想,我们的活动一方面通过国际媒体给我们做广告,另一方面在社会上逐渐积累,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另外,国际媒体的广告对我们社会上逐渐积累是有好处的,因为明显的,这样便于减少对新人介绍情况的沟通成本。

应该说,陈树庆的宪政民主理论水平比我稍强。他重视的方面偏向于民主。既公共权力的来源问题。而我重视的方面主要是宪政和法治。与王培剑比较相同。我注重如何治理和怎样治理的问题,以及如何保障基本人权的问题。我虽然也关心公共权力的来源问题,但我更关心如何对公共权力进行制约、监督和控制的问题。1998年组党之后,我们都被受到冲击。由于陈树庆法律知识比较好,而且他比我更主张温和,当然他参与公开活动的事情就比较有限。他跟我说要像长跑运动一样,一开始不能太快,否则后来就没有力气了。当然也不能停下来不跑,否则就需要更长时间达到终点了,而且没有太大效果。因为我也是长跑运动员,我是懂得这一点的。后来,我第二次从监狱里出来后,我认真看了陈树庆的文章,他也开始侧重法治的方向。

另外,我对陈树庆的要“敢于公开发言、要勇于公开发言、要善于公开发言、要智于公开发言”的说法也是很赞同的,我认为这是很有道理的。只是这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在国内,更要有这方面的能力。听说检察院现在已经俩次退回他的案卷。要求有关部门补充侦察。我想如果看他的文章,如何补充侦察都是没有用的。因为他的文章我个人仔细看过,比我的还要有更多的道理,更温和的品性,更坚定的目标。他的文章没有诗人的激情。我个人有时也很想有激情。当然我知道当下的中国现实。我很为张建红(力虹)打抱不平,中国现在不能有真正的诗人了。但陈树庆连诗人也不是,我相信他是应该没有理由继续被关押了,按照法律他应该早就被释放的。但是作为政治案件,我确实也不好说。而且据说是北京方面的原因,我只能等着了。

陈树庆比我大一岁,他也没有过过好日子。我们因为参与这些活动,个人的生活是支离破碎的。我的妻子和家人也受到了影响,当然她们有时也会对我有一些怨言。我有时给陈树庆的妻子张东红打电话,她也对我说,虽然她理解我们有我们的理念。但是,她作为女人是希望过安定而幸福的平静生活的。我当然理解她的要求。我只能告诉她,陈树庆将来是有前途的。她说,她对什么前途不是很感兴趣,一切都是虚空的。我只能跟她说,我也只是说说而已,虽然我个人确实感受到中国应该有确定的未来,但对于每个个人,我怎么会知道有没有前途呢,而且我个人也理解生活本来好像一切都是虚空啊,人谁会永久?但我们活着,不是追求人生的意义吗,当然我也知道人生的意义是自我自觉不自觉的意识,不是一定要扣问的?我只是一种鼓励方法罢了,既然你对前途不很感兴趣,与我妻子一样,那我也只有实话实说了。其实,我们是不管前途的,只是我们还是会参与关注未来中国的变迁转型而已。

顺便说一下,我们的《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研究》的转型是陈树庆提出来的,本来我个人是建议用变迁的。可见,他比我更有目标,更具有贡献精神,对中国更有责任心和热情。我个人没有太多这样的热情。我个人认为历史有时确实是无规则运动,因为各种确定的和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因此,我只能业余学法律、政治。但他却转行考起律师来了,并且还过了分数线。只是在现阶段不能同他人一样得到律师资格。我佩服他的坚持和韧性,虽然现在不能成为律师,但我想作为知识和技能,还是经常会用到的。

王有才:回顾、思考和展望(10)

王有才:回顾、思考和展望(10)

怎样使得中共中的同情支持民主人权的人士能有话语权?当然这要以中共中有当权的同情和支持宪政民主转型的人的存在为前提的。至于现在在中共顶层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个人没有看出来,我人在海外,因此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国内关系。中国的变化要靠国内的情况决定,我个人在海外没有什么特别价值。也就是当当义工,写写文章,要当不重要的棋子都是没有价值的。我想,如果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发生变化,加之民间有大的压力,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是会发生变迁的。大家努力吧。

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是在自己以及他周围的一批人有民主愿望并在西方世界的推动下在国内多数民众的支持下实现的。中国会怎么样?

我们再来回忆一下79民主墙时期的邓小平与华国锋之间的矛盾的关系,89学生民主运动中赵紫阳谱系和李鹏派系之间的关系,98年中国民主党时中共高层之间的关系,以及最近几年维权运动时胡锦涛和江泽民等之间的关系等等,我们应该有所思考。当然中国现在情况与以前确实是有所不同了,不可简单地做比较。89年和98年我是亲历者,我个人也有一些发言权。

由于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自己个人的能力有限。我害怕别人称呼我为“什么”领袖,中共一通缉、一判刑我就成了领袖?我个人是不这样认为的。我们不能随中共专政顽固派的指挥棒跑,要把中国的人权状况和中国的民主运动加以分析,要了解他们之间的异同之处。88-89年在我接触的学生特别是北大学生当中我个人感受杨通学和谢健相当于是我的领导,但他们没有权力逼我,在许多场合,他们有说服力可以直接影响我。当时杨涛等人跟我交流需要长话短说时,他们会告诉我这是谢健他们的提议。但他们是不是领袖我不知道,不过我从他们那儿学了不少能力,即使现在我参与了这么多活动,我相信在这方面的能力上也可能不及他们,因为我相信人在不同方面有着不同的天赋,他们的实际年龄比我小。与他们相比较,我当然只能算干具体事务性工作的。如果一定要说领袖,他们可能算领袖。但他们没有被公开通缉,除了当时的一些参与者,外界谁知道他们?我当然对他们也有不满,他们为什么自己不出面任重要的职务?因此,我只是在一些关键的历史际遇参与或组织了一些我个人愿意参与的活动而已,当然,我平时也在不断地做一些有效或无效的联系、说服等工作罢了。而且,我在海外期间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作用,也只能做一些隔山打牛的事情。此外,我只是一个平民想争取和实践公民权利。

台湾是在蒋经国决定放弃镇压才有反对党的公开存在的。苏联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苏共政治局委员决定变革其体制才发生的。当然在这些发生之前各国各地的民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怎么办?共产党分成俩半?由谁说了算?而且现在可能性很小,可控性也很小。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人,怎样才能促使出现这样的人?中国会不会走这条路?中国能不能走这条路?中国应不应该走这条路?这些都是值得研究讨论的。

我个人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中国大陆能走台湾当时转型的方式和途径。虽然作为专政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跟当时作为专制政党的中国国民党是有很大不同的。大陆与台湾无论从地域、人口、历史经验等方面也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些负量与现在科技通讯的发达以及世界潮流的影响的正量相加,加之中共威权力量的衰变,虽然可能确实还要更长的一些时间,我们也应该看到希望和动力。通常情况下,在经济、社会继续发展,公众生活水平总体上升的条件下,在保障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中国大陆极大多数人都是赞同中国向宪政民主社会转型的。但是,我们有足够的说服力了吗?

我们还是要看出维权行动和民主运动之间的异同,我们当然要坚定地支持维权,但是我们也要明白民主运动要考虑多赢的局面。现阶段在没有明显可能性的情况下,我想我们还是要在社会上通过长期努力、有勇有谋、积累成长。通过朋友、同学、同事、同乡、战友、亲戚等多个渠道艰难生长出有制约力和竞争力的反对党并通过提升自由公正直接选举才有可能在中国实现平稳的宪政民主转型。我个人希望中国民主党是其中的一个候选人。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一旦专政顽固派掌权,我们也要有好的应对方法。如果一旦同情民主甚至支持民主派在中共中有主导力,我们要灵活,甚至特别是方法上的有效支持。不能犯过去同样的失误以及错误。

如果可能,中国民主党必须建成现代民主政党。以自下而上的原则为前提,公共权力的来源必须来自个人权利的让渡。无论召开不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都不能成为专制政党的理由。不能出现经过所谓几个人或几十个人就选出主席、副主席等所谓职位而发号司令。即使开过所谓全国代表大会,也不能改变自下而上的权力来源的原则,更不能成为专制政党的理由。中国民主党的成员只有被公众选民的多数选举为政务员或议会议员,才可能行使被法律明确授予的确定的公共权力。中国民主党要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网路结构,在相互沟通联系和支持的基础上,各省、市、县、乡(镇)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开展活动,参与维权扩大社会基础。各地应在考虑安全性和风险性的前提下不断发展成员并尽可能参加和参与已有的选举活动,积累经验。同时又相互联合要求提升直接的自由选举层次,【乡(镇)长和县(市)长直选以及人大代表或议员的省市一级进行分选区直选,至少尽可能先在法律上获得这个权利】,走演进道路,推动政治体制变革。现代民主政党以选举为依托而生存发展,它是提供政策建议,和推举竞选候选人的有效沟通平台。只有被选民选任,它的成员才能发挥公共政治运作的作用。他们才能被认为是该政党的主要领导人。所以参与维权、推动选举层次提升、参与实质选举活动以及推动公民不合作运动提醒公民的选举权利是中国民主党发展成员的重要途径和场所。

全文完。


注释:
(博讯2007年5月07日 转载)
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研究(www.ccdtr.org)提供

王有才:回顾、思考和展望(6)

王有才:回顾、思考和展望(6)

――也谈对《徐文立先生的补充说明》的断续思考(6)

所谓宪政民主的法律政治体系是说明我们确实关注公共权力的来源在于公民权利的让渡,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白我们不是为了追求公共权力,而是为了追求实现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平衡和监督、确保权力分立原理在中国的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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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筹备现代政党?

一盘散沙的民间社会没有力量,但当时以及现阶段又不可能公开实质组党,即使筹备也有风险,但筹备确实有话语权。另外,筹备实质上表示有一批人在努力,可以通过国际媒体做广告,可以团结和凝聚人,起到与实质组建政党同样的作用。另外申请注册登记也很重要,申请可以筹备,否则边申请边筹备,这可叫民间话语权。话语权是重要的,尽管面对强权专制很多时候话语权没有用。但是我们也知道面对强权专制,推广法治、民主、宪政很多时候也没有用,我们不是还是在不断地写和不断地说吗?如果我还在国内并且在监狱之外,在社会上,我会更加谨慎地去做这一注册登记筹备活动。

中国最后应该是走向民治政府。但是,我们等着突变还是渐变、演进?当然渐变、演进是最好的,但渐变、演进要我们动脑筋、想办法来逐步推动,既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也要不断努力,探索和尝试可能较好的出路。最好的结果是通过制定明确的法律和程序逐步提升自由而公正的直接选举,以台湾为师实现宪政民主的平稳转型。不要变成苏联的突变,更不要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常态以暴易暴的改朝换代,没有意义,只有百姓的苦难。

关于79民主墙和89民运哪个重要,这是没有办法比较的。我个人一直对79民主墙坐牢的人都是心存敬意的。为什么一定要加以区分呢?我们在1998年可是考虑了79民主墙(王东海)、89民运(王有才)以及后来更年轻的人(林辉),本来我是不想区分的。但既然有人要区分,我也想陈述我的想法。我因为89民运的原因而坐牢,参与了北大筹委会、北大自治会以及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当然认识89民运的人很多,特别是浙江之外省份的许多学生。我想说的是,有一点很清楚,89年每个省每个市每个大学都可能有一批人,虽然,当时大家都还年轻,但肯定有很多人会成熟起来。这些已有的关系对中国社会将来宪政民主转型进程非常重要。

与海外一样,由于89参与者主要为大学生,有学历背景,再加上当时学生(与武器无关的同学)相对判刑以北京为例在4年以下(我、王丹、郭海峰判刑4年。)刘刚当时已不是学生被判6年。与79年基本都是被判十年以上不可同日而语。受教育水平和社会关系也是相差很大。因此,89年大多数学生因为有好的教育背景在中国当下生活都还不错,在浙江有千万以上资产的也有一些人存在。他们当然要规避风险,理所当然。但是,一旦条件许可,89这一批人和更年轻的一代人能完成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

在1998年组党中情况很明显,当时一开始浙江有许多89年的学生参与其中,也有更年轻的人,他们不愿意冒太大的风险。很多人在后面支持,而他们是不可能在海外媒体上公开的,后来79的人即使在浙江也冲得比较前面,北京也是如此,就连海外也是如此。但是历史是有其自身的一些可能性的。为什么?因为89年的这些人很多生活已经较好,要考虑更多的可能性和安全性了。我个人虽然有承担风险的准备,但我也是尽量减少风险的。否则,我为什么在7月10日之前叫浙江的朋友来杭州喝茶而不是开会?

如果我们展望一下未来,再过12-15年情况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现在要开始准备,搭一个初步的框架,通过这样的努力可能使得中国能实现平稳的宪政民主转型。最好能通过我们的努力使得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更好一些、更快一些。否则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因为中共也在不断地发展人,物色人。不过,我们也要明白自由民主的社会确实是有感召力和前途的。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意外,胡温时期是逐步积累期、后胡温时期的十年是促使变化和变化转型期,再之后的五年至十年是转型进程和转型完成期,之后是宪政民主制度的建设发展期。当然经过我们的努力可以促使它更快更早到来。所以,我们今天还要努力,不能只是等待。而且有时历史也是无情的。

1998年国内组党活动89年的北高联常委参与的有马少华(北京,89年中国人民大学)、翟伟民(河北,89年北京经济学院东郊九所院校)、安宁(河北、 89年北京大学)、杨涛(广东,89年北京大学)、马少方(广东、89年北京电影学院)、还有我(浙江、89年北京大学),本来我们还想郑旭光(陕西, 89年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王正云(云南、89年中国民族学院)、王志新(山西、89年中国政法大学)等人也参与进来。后来情况发生变化。杨涛(原89北大自治会主席、北高联常委、5.28全球华人(撤离广场)大游行总指挥)和我在98年的组党活动中再次被判了刑。当时,郭海峰已被用其他“罪名”第二次判刑,张铭在办企业我个人没有跟他联系,后来他也因所谓经济原因被判刑。当然还有更多的北京和其他地方的89年参加民主运动的学生和其他各方面的同人参与或准备参与组党活动。

我们90年代初期(93年初)讨论时大致认为中国的现代民主转型需要30年。虽然参与讨论的一些人现在已经各奔东西,只有3-5人还在所谓民运圈内。但是,我们又来了更多的新人。

我们现在都是小小船,我们志向相同的人联合起来应该能成大船。一旦条件和时机成熟,还会开来许多大船、舰队、甚至航空母舰。我们要有心里承受能力,我们也要准备支持这些更有希望的与我们梦想相同的力量。当然,我们也应有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梦想没有熄灭。89年那时我个人知道得不是很多,96年之后我个人逐渐知道明白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实现自由公民社会是我的梦想。

如果说86年-89年的学生运动时,我们是年轻的学生,一腔热血。一时兴起。93-95年湖南、湖北的朋友来杭州叫我去领导当地的工人运动即刘少奇路线被我婉言谢绝了。我甚至都没有介绍他们认识杭州的朋友。但到96-98年我们已经能够而且应该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了,也应该有许多思考了。我们做出选择走法律路线的登记注册而准备成立现代民主政党这样一条路。到了08-09年我们不是应该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了吗?我们还应该思考准备18-19年我们能做什么; 27-29年我们和年轻一代会做什么;还有更长久的未来。

等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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