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英：国家公敌(五), 查建英：国家公敌(六)

主题: 查建英：国家公敌(五)

“在日常生活里，英雄行为会显得不合时宜，”捷克异见人士Ludvík Vaculík在1970年代写过，“英雄主义只是在特殊情境下才被接受，但它不会持久。”天安门事件之后的中国印证了这些话。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仿佛恢复了正常。整个1990年代，新的市场改革启动了，人们的精力全都投向聚敛财富，党为了掌控公共话题设立了一套明确的导向（比如著名的“三T禁区”:天安门、台湾、西藏）。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知识精英群体分化了：一些下海经商，另一些――尤其是经济学者和应用科学方面的专家――以出售专业技能为政府或企业效劳。艺术家和学者们也纷纷努力适应市场。
渐渐地，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产生了，正如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一本书的标题所言：《告别革命》。这本书是由两位80年代的明星学者所著，一位是哲学家、历史学家李泽厚，一位是文学批评家刘再复。这两位都是八十年代思潮中影响极大的人物，而那些思潮最终导致了八九学运。
这两人都卷入了天安门事件，结果九十年代两人都居住在美国。然而他们的新书却对激进分子和革命者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回望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李刘二位观察到，激进的改革试验最终总是导致灾难或专制。中国太大了，它的问题太多太复杂，不能速战速决。渐进地改良，而不是激进地革命，才是正确的途径。在另一篇文章里，李甚至列举了四个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个人自由，社会公正，政治民主――中国走向全面现代化不可能逾越这几个阶段。换句话说，真正的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是两位聪明、理性并同情自由民主的中国人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很多聪明、理性的中国人当中有着广泛的共鸣，他们认同自由主义，却越来越不赞同激进改革的态度。尽管这本书是在香港出版，但是它折射出内地精英的态度在90年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新的共识是由许多潮流合力促成。在海外，严重的派系纷争侵扰了流亡民运组织，使之濒于瓦解。而在中国，公众生活的基调是邓小平的“不争论”――就是说，先忘掉意识形态论争、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一方面，技术官僚进入政治局掌权，推进市场改革，同时，意识形态宣传家们留守中宣部，压制着批评之声。
这期间，经济持续高速地发展，中国与国际市场接轨使得4亿中国人脱离了贫穷，一个新兴的富裕阶层开始出现在城市和沿海地区，这些地方的年轻人成长于流行文化与消费主义潮流，远离政治。作为经济繁荣的受益者，他们都是“挺中派”，民族主义在滋长。至于“民主”，倒真不知道这些年轻人会对这种问题有多少关注。
所以，当建国及其同道在1998年成立中国民主党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有看清政府的容忍底线，也没有准确地估测到国人的心理。最主要的是，他们缺乏深厚的社群根基，既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也未与精英阶层进行沟通，连与其他的自由主义者和改革者也极少联系。一些人，比如徐文立，有坐牢前科又坚持不服、拒绝妥协，结果被边缘化。他们具有勇气和信念，除此之外却乏善可陈。一些人，例如建国，曾去经商创业，试图做些“建设性”的事情，但一无所获。简而言之，他们是一批在新时代迷失的人。
起初去探监的时候，尽管建国不说，但我看得出他很在意外界对于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遭遇的反应，所以我努力传达给他一些我所能寻觅到的“正面消息”。他的眼睛会随之一亮，或者神色庄重。但随着CDP越来越少见于新闻媒体，我的任务也变得越来越艰难。2002年底，徐文立这位明星异见人士在圣诞前夕以保外就医被释放并立即飞到美国。这之后,有关其它C.D.P坐牢成员的报道几近消失。
有一次，在等候探视的时候我与另外一个家属聊了一会天，她是来看她弟弟的，他因为杀人被判了20年刑。“他开了一个餐馆，别人欠他的钱，”她解释说，“他太年轻、太冲动。”她问我：你哥哥做了什么，当我告诉她原委之后，她惊讶极了：“组党？”她盯着我上下打量仿佛我讲的是一个外星故事：“咱们国家还有政治犯啊，我一点不知道！我以为都是为钱关进来的呢。”最后一次我在主流媒体看见CDP被提及是在2002年三月，那是《纽约时报》周末杂志的封面头条。这篇文章写的是我的朋友约翰·卡姆，他曾经是一个美国商人，后来变成了一个全职为中国政治犯呼吁的活动家。此文以非常轻蔑的口气提到CDP，称它为“由几百个没有牙齿毫无打击力的成员结成的一个组织，所写的文章只是彼此读读而已”。
读到这段话，我的心都疼得抽紧了。被称作极权国家“颠覆者”，CDP成员们可以为此自豪。他们也可以原谅没有跟随他们站出来的同胞：他们之所以是英雄，正因为他们具备大多数人所没有的英雄气概。但对这讥讽他们无用而可笑的判决，他们会作何感想？这判决竟来自《纽约时报杂志》---民主自由的象征之一，而他们正是为民主自由的理想牺牲了一切！一群无牙无力的人写文章给彼此看：这话够残酷的，同时也说出了真相。事实上，他们之所以无牙无力是因为他们的对手太强大，他们的言论没有传播开去是因为这种言论在中国不被允许传播---但也许这些都无所谓。我真想大哭一场，但我不知道是为建国感到难过还是生他的气--- 他怎么这样傻。他坐在他那间狭小的牢房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而世界早已风云变幻弃他而去。

查建英：国家公敌(六)

“你不能说世界已经遗忘了他，”约翰·卡姆坚持对我说：“我就没有！我一直在关注你哥哥的事。”说这话时，我们正在北京一家酒店大堂里喝咖啡，约翰来访中国时在此下榻。
约翰·卡姆的中文名字叫康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人权推销员”。他曾任香港美国商会主席，是个收入优厚的商人，有专职司机替他开奔驰，有女仆和位于高尚住宅区的私宅。但在1990年代中期，他放弃一切，投身为中国政治犯呼吁的活动。他长年频繁往返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频频会见两国高官权要，利用自己所有资源---无可争议的数据、广泛的个人关系网、连哄带劝的游说、名人效应、讨价还价---来确保中国政治犯这个话题不会被人淡忘。
约翰是个声音洪亮的大个子，有着平易近人的幽默感和天生的社交魅力。他也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有传教士般的使命感，言谈充满圣经警句般美妙的韵律。比如他会说：正义之河，急流直下，道义之川，强不可阻（意译）。对我关于探视建国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约翰提出过很多意见和指导。如果说建国得到了比其他一些政治犯更好的待遇，这大概要感谢约翰的关注努力。但是，约翰也承认，在由各个西方政府及民间组织合力编辑的政治犯年度列表上，建国的名字已经消失了。我曾问约翰，假设他身处建国的处境，他会怎么做。约翰沉思片刻，给我讲了一个20世纪四十年代末麦卡锡时期，发生在德国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身上的故事。布莱希特当时住在美国，被美国众议院的“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讯。布莱希特出庭作证，澄清他毫不同情共产主义，委员会为此感谢了他的“合作”。随后，布莱希特立即飞往欧洲，最后抵达东柏林，对他刚在美国传讯席上的反共证词毫不惭愧。“如果我被捕了，我会像布莱希特那样做的”，约翰对我说：“我会撒谎来保住我的小命。然后我还可以拥有我的生活！”
我叹息了。在我心中，约翰为营救那些他素未谋面的异国人士而放弃自己的优越生活，实在是一个美国式的英雄。如果像他这样的人也会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来不至于陷身囹圄，为什么我哥哥却一定要如此固执？一点一点的剥去那堵墙，难道不比用你的头去撞它要更有实际意义么？
我所听到过的对建国最严苛的评论却来自于他的生母。“这不是勇敢，”钟阿姨曾这么对我说，“这是狂妄和愚蠢。他从小就有英雄情结。问题是他并不是英雄。他是一个想当将军的士兵，可以冲锋陷阵，但没有将军的才智。”钟阿姨年轻时是一个美丽的女人。1957年，她被打成右派，失去职务，在牛棚里劳改多年。现在的钟阿姨已经是一个鬓发斑白、70多岁的小老太太了，她笑容和善，但是腿脚时常浮肿发痛。尽管对共产党已不存幻想，她还是认为变化只能慢慢发生。在钟阿姨眼里，CDP的所作所为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她曾经试图说服建国不要卷入CDP，提醒他对于自己家庭的责任。建国却用一句经典回应：“忠孝不能两全。”钟阿姨对建国的执拗彻底死心，在他被捕之后的头两年里都没有去探望过他。
建国对他母亲也同样不满。一次，钟阿姨和我一道去探视，两人轮换着和建国通过电话交谈。钟阿姨说到中国太大了，不能变得太快，现在情况逐渐改善，很多事情都在变好。我看到建国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他终于开口说了几句话，钟阿姨便匆匆将电话递给了我。我一拿起听筒建国就语气激动地说：“我不想听她说话！越听越生气！”
那次探视之后，我给钟阿姨讲了韩东方以前跟我的一次谈话。韩东方是一个工会活动家，在八九事件后被关押。我们碰面的时候，韩已经定居香港多年，主持一个关于中国劳工问题的电台热线节目。作为异议人士，韩的声誉无懈可击。他在狱中两年受尽折磨，染上重病差点死掉。但他不曾屈服，毅然绝食抗议。韩一点不像我见过的其他中国异见人士，他衣着时尚，举止得体，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且对自己的过去和弱点颇有反思。韩对中国异议人士群体有不少批评，包括他自己在内。“咱们还是别谈这个话题吧”，韩对我说，“对这个群体我没什么好话可说。”韩认为很多中国异议人士太自我膨胀、自我中心，“这是一种病，但我们中的许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不过，韩又说，最好不要对正在坐牢的异议人士讨论这个问题。“为了熬过监狱生活，你必须调动全力，不断自我激励，确信你自己就是一个英雄。你需要这种心理上的自大甚至傲慢来支撑你的精神。你此时绝对无法承受自我怀疑。”
钟阿姨表示接受韩东方的这些意见，她答应不再和建国讨论政治。“我只是希望他能顺利服满刑期，健康出狱。”钟阿姨边说边摇头：“出来以后，也许咱们能和他好好的谈一谈。我希望他能改变他的思维方式，不要再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