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有才：回顾、思考和展望（10）

王有才：回顾、思考和展望（10）

怎样使得中共中的同情支持民主人权的人士能有话语权？当然这要以中共中有当权的同情和支持宪政民主转型的人的存在为前提的。至于现在在中共顶层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个人没有看出来，我人在海外，因此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国内关系。中国的变化要靠国内的情况决定，我个人在海外没有什么特别价值。也就是当当义工，写写文章，要当不重要的棋子都是没有价值的。我想，如果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发生变化，加之民间有大的压力，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是会发生变迁的。大家努力吧。

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是在自己以及他周围的一批人有民主愿望并在西方世界的推动下在国内多数民众的支持下实现的。中国会怎么样？

我们再来回忆一下79民主墙时期的邓小平与华国锋之间的矛盾的关系，89学生民主运动中赵紫阳谱系和李鹏派系之间的关系，98年中国民主党时中共高层之间的关系，以及最近几年维权运动时胡锦涛和江泽民等之间的关系等等，我们应该有所思考。当然中国现在情况与以前确实是有所不同了，不可简单地做比较。89年和98年我是亲历者，我个人也有一些发言权。

由于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自己个人的能力有限。我害怕别人称呼我为“什么”领袖，中共一通缉、一判刑我就成了领袖？我个人是不这样认为的。我们不能随中共专政顽固派的指挥棒跑，要把中国的人权状况和中国的民主运动加以分析，要了解他们之间的异同之处。88－89年在我接触的学生特别是北大学生当中我个人感受杨通学和谢健相当于是我的领导，但他们没有权力逼我，在许多场合，他们有说服力可以直接影响我。当时杨涛等人跟我交流需要长话短说时，他们会告诉我这是谢健他们的提议。但他们是不是领袖我不知道，不过我从他们那儿学了不少能力，即使现在我参与了这么多活动，我相信在这方面的能力上也可能不及他们，因为我相信人在不同方面有着不同的天赋，他们的实际年龄比我小。与他们相比较，我当然只能算干具体事务性工作的。如果一定要说领袖，他们可能算领袖。但他们没有被公开通缉，除了当时的一些参与者，外界谁知道他们？我当然对他们也有不满，他们为什么自己不出面任重要的职务？因此，我只是在一些关键的历史际遇参与或组织了一些我个人愿意参与的活动而已，当然，我平时也在不断地做一些有效或无效的联系、说服等工作罢了。而且，我在海外期间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作用，也只能做一些隔山打牛的事情。此外，我只是一个平民想争取和实践公民权利。

台湾是在蒋经国决定放弃镇压才有反对党的公开存在的。苏联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苏共政治局委员决定变革其体制才发生的。当然在这些发生之前各国各地的民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怎么办？共产党分成俩半？由谁说了算？而且现在可能性很小，可控性也很小。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人，怎样才能促使出现这样的人？中国会不会走这条路？中国能不能走这条路？中国应不应该走这条路？这些都是值得研究讨论的。

我个人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中国大陆能走台湾当时转型的方式和途径。虽然作为专政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跟当时作为专制政党的中国国民党是有很大不同的。大陆与台湾无论从地域、人口、历史经验等方面也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些负量与现在科技通讯的发达以及世界潮流的影响的正量相加，加之中共威权力量的衰变，虽然可能确实还要更长的一些时间，我们也应该看到希望和动力。通常情况下，在经济、社会继续发展，公众生活水平总体上升的条件下，在保障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中国大陆极大多数人都是赞同中国向宪政民主社会转型的。但是，我们有足够的说服力了吗？

我们还是要看出维权行动和民主运动之间的异同，我们当然要坚定地支持维权，但是我们也要明白民主运动要考虑多赢的局面。现阶段在没有明显可能性的情况下，我想我们还是要在社会上通过长期努力、有勇有谋、积累成长。通过朋友、同学、同事、同乡、战友、亲戚等多个渠道艰难生长出有制约力和竞争力的反对党并通过提升自由公正直接选举才有可能在中国实现平稳的宪政民主转型。我个人希望中国民主党是其中的一个候选人。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一旦专政顽固派掌权，我们也要有好的应对方法。如果一旦同情民主甚至支持民主派在中共中有主导力，我们要灵活，甚至特别是方法上的有效支持。不能犯过去同样的失误以及错误。

如果可能，中国民主党必须建成现代民主政党。以自下而上的原则为前提，公共权力的来源必须来自个人权利的让渡。无论召开不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都不能成为专制政党的理由。不能出现经过所谓几个人或几十个人就选出主席、副主席等所谓职位而发号司令。即使开过所谓全国代表大会，也不能改变自下而上的权力来源的原则，更不能成为专制政党的理由。中国民主党的成员只有被公众选民的多数选举为政务员或议会议员，才可能行使被法律明确授予的确定的公共权力。中国民主党要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网路结构，在相互沟通联系和支持的基础上，各省、市、县、乡（镇）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开展活动，参与维权扩大社会基础。各地应在考虑安全性和风险性的前提下不断发展成员并尽可能参加和参与已有的选举活动，积累经验。同时又相互联合要求提升直接的自由选举层次，【乡（镇）长和县（市）长直选以及人大代表或议员的省市一级进行分选区直选，至少尽可能先在法律上获得这个权利】，走演进道路，推动政治体制变革。现代民主政党以选举为依托而生存发展，它是提供政策建议，和推举竞选候选人的有效沟通平台。只有被选民选任，它的成员才能发挥公共政治运作的作用。他们才能被认为是该政党的主要领导人。所以参与维权、推动选举层次提升、参与实质选举活动以及推动公民不合作运动提醒公民的选举权利是中国民主党发展成员的重要途径和场所。

全文完。


注释:
(博讯2007年5月07日 转载)
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研究（www.ccdtr.org）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