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有才：回顾、思考和展望（6）

王有才：回顾、思考和展望（6）

――也谈对《徐文立先生的补充说明》的断续思考（6）

所谓宪政民主的法律政治体系是说明我们确实关注公共权力的来源在于公民权利的让渡，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白我们不是为了追求公共权力，而是为了追求实现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平衡和监督、确保权力分立原理在中国的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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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筹备现代政党？

一盘散沙的民间社会没有力量，但当时以及现阶段又不可能公开实质组党，即使筹备也有风险，但筹备确实有话语权。另外，筹备实质上表示有一批人在努力，可以通过国际媒体做广告，可以团结和凝聚人，起到与实质组建政党同样的作用。另外申请注册登记也很重要，申请可以筹备，否则边申请边筹备，这可叫民间话语权。话语权是重要的，尽管面对强权专制很多时候话语权没有用。但是我们也知道面对强权专制，推广法治、民主、宪政很多时候也没有用，我们不是还是在不断地写和不断地说吗？如果我还在国内并且在监狱之外，在社会上，我会更加谨慎地去做这一注册登记筹备活动。

中国最后应该是走向民治政府。但是，我们等着突变还是渐变、演进？当然渐变、演进是最好的，但渐变、演进要我们动脑筋、想办法来逐步推动，既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也要不断努力，探索和尝试可能较好的出路。最好的结果是通过制定明确的法律和程序逐步提升自由而公正的直接选举，以台湾为师实现宪政民主的平稳转型。不要变成苏联的突变，更不要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常态以暴易暴的改朝换代，没有意义，只有百姓的苦难。

关于79民主墙和89民运哪个重要，这是没有办法比较的。我个人一直对79民主墙坐牢的人都是心存敬意的。为什么一定要加以区分呢？我们在1998年可是考虑了79民主墙（王东海）、89民运（王有才）以及后来更年轻的人（林辉），本来我是不想区分的。但既然有人要区分，我也想陈述我的想法。我因为89民运的原因而坐牢，参与了北大筹委会、北大自治会以及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当然认识89民运的人很多，特别是浙江之外省份的许多学生。我想说的是，有一点很清楚，89年每个省每个市每个大学都可能有一批人，虽然，当时大家都还年轻，但肯定有很多人会成熟起来。这些已有的关系对中国社会将来宪政民主转型进程非常重要。

与海外一样，由于89参与者主要为大学生，有学历背景，再加上当时学生（与武器无关的同学）相对判刑以北京为例在4年以下（我、王丹、郭海峰判刑4年。）刘刚当时已不是学生被判6年。与79年基本都是被判十年以上不可同日而语。受教育水平和社会关系也是相差很大。因此，89年大多数学生因为有好的教育背景在中国当下生活都还不错，在浙江有千万以上资产的也有一些人存在。他们当然要规避风险，理所当然。但是，一旦条件许可，89这一批人和更年轻的一代人能完成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

在1998年组党中情况很明显，当时一开始浙江有许多89年的学生参与其中，也有更年轻的人，他们不愿意冒太大的风险。很多人在后面支持，而他们是不可能在海外媒体上公开的，后来79的人即使在浙江也冲得比较前面，北京也是如此，就连海外也是如此。但是历史是有其自身的一些可能性的。为什么？因为89年的这些人很多生活已经较好，要考虑更多的可能性和安全性了。我个人虽然有承担风险的准备，但我也是尽量减少风险的。否则，我为什么在7月10日之前叫浙江的朋友来杭州喝茶而不是开会？

如果我们展望一下未来，再过12－15年情况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现在要开始准备，搭一个初步的框架，通过这样的努力可能使得中国能实现平稳的宪政民主转型。最好能通过我们的努力使得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更好一些、更快一些。否则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因为中共也在不断地发展人，物色人。不过，我们也要明白自由民主的社会确实是有感召力和前途的。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意外，胡温时期是逐步积累期、后胡温时期的十年是促使变化和变化转型期，再之后的五年至十年是转型进程和转型完成期，之后是宪政民主制度的建设发展期。当然经过我们的努力可以促使它更快更早到来。所以，我们今天还要努力，不能只是等待。而且有时历史也是无情的。

1998年国内组党活动89年的北高联常委参与的有马少华（北京，89年中国人民大学）、翟伟民（河北，89年北京经济学院东郊九所院校）、安宁（河北、 89年北京大学）、杨涛（广东，89年北京大学）、马少方（广东、89年北京电影学院）、还有我（浙江、89年北京大学），本来我们还想郑旭光（陕西， 89年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王正云（云南、89年中国民族学院）、王志新（山西、89年中国政法大学）等人也参与进来。后来情况发生变化。杨涛（原89北大自治会主席、北高联常委、5.28全球华人（撤离广场）大游行总指挥）和我在98年的组党活动中再次被判了刑。当时，郭海峰已被用其他“罪名”第二次判刑，张铭在办企业我个人没有跟他联系，后来他也因所谓经济原因被判刑。当然还有更多的北京和其他地方的89年参加民主运动的学生和其他各方面的同人参与或准备参与组党活动。

我们90年代初期（93年初）讨论时大致认为中国的现代民主转型需要30年。虽然参与讨论的一些人现在已经各奔东西，只有3－5人还在所谓民运圈内。但是，我们又来了更多的新人。

我们现在都是小小船，我们志向相同的人联合起来应该能成大船。一旦条件和时机成熟，还会开来许多大船、舰队、甚至航空母舰。我们要有心里承受能力，我们也要准备支持这些更有希望的与我们梦想相同的力量。当然，我们也应有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梦想没有熄灭。89年那时我个人知道得不是很多，96年之后我个人逐渐知道明白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实现自由公民社会是我的梦想。

如果说86年－89年的学生运动时，我们是年轻的学生，一腔热血。一时兴起。93－95年湖南、湖北的朋友来杭州叫我去领导当地的工人运动即刘少奇路线被我婉言谢绝了。我甚至都没有介绍他们认识杭州的朋友。但到96－98年我们已经能够而且应该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了，也应该有许多思考了。我们做出选择走法律路线的登记注册而准备成立现代民主政党这样一条路。到了08－09年我们不是应该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了吗？我们还应该思考准备18－19年我们能做什么； 27－29年我们和年轻一代会做什么；还有更长久的未来。

等续
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研究（www.ccdtr.org）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