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有才：我与陈树庆的交往过程

王有才：我与陈树庆的交往过程
(博讯2007年5月13日 来稿)

与其他参与民运的同人相比，我与陈树庆是很早相识的。我们相识的时候，比我相识方建移还早，我们那时还没有参加民运活动。

陈树庆是当时富阳县新登中学我的同年级同学。当时我在高中一班，他是在高中三班的。高中二班是一个考文科的班级。我们因为在同一个高中，一个年级总共只有5个班，大约不到300人。当时一个年级的同学几乎都有点相互认识，成绩突出的同学之间互相就更熟识了。由于我们一班是从全新登在初三的时候就集中起来了，因此我们一班称为重点班。除了2班是文科班，1、3、4、5班都是理科班。当时由于有很多高年级的补习班，而且当时大学少，招生的人数也少，因此，在像新登中学这样的学校，应届生考上大学的人数不多。我们1983年参加高考，我是新登中学应届生中高考成绩的第二位，也是我们班级的第二位，我考上了大学本科的分数线。当时我们班上达本科分数线的总共有4位，还有3位上了专科分数线，而陈树庆在高中三班也上了应届本科分数线，而且成绩不错，他应该是当时新登中学应届生中高考成绩的第三、四名，非常不容易。当时作为偏远农村和小城镇的我们，能考上大学就是万幸了。对于农村的我来说，那也是我们整个村的光荣。我是我们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因为当时对于农村里的人来说，考上大学就相当于跳了龙门了，我们可以吃所谓的国家饭了。

有意思的是，最后我与他都被杭州大学录取了。我上的是物理学系，他上的是生物学系。当时除了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是浙江第二好的大学，也是当时浙江最好的综合性大学。因为浙江大学只是理工科院校。当然现在杭州大学已经没有了，与浙江医科大学和浙江农业大学等大学一起并入了浙江大学。

由于一同来自富阳新登，我们在大学一、二年级期间也有交往。大三时交往就更多了。原因倒不是政治，而是体育。他是校长跑队的，主跑5，000米和10，000米。有趣的是我也参加校运动会的5，000米和10，000米长跑。当然我的成绩也不错。但与他比还是相差一点。他在杭州大学的校运动会上在二个项目中都是在2，3名左右，而我在二个项目上大约在4，5名左右。由于我不参加校集训，因此我的长跑成绩也不错。当时有很多女生可给我加油了。我承认这是我参加校运会的动力之一。由于我的成绩不错，陈树庆多次约我参加校集训，我去过一、二次，感到太化时间，而且受太多时间约束，因此我没有参加校集训队。我还有很多其他业余爱好。当然在一年一度的校运动会比赛之前的一、二个月，我还是自己早起自我锻炼的。当时这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由于长跑运动，我跟陈树庆有过比较多的交往和接触。当时我们二人是没有太多谈政治的。

1986年的学生运动，确实使我开了眼界。我当时因为也是学生干部，与我们系的其他同学一起特别是团干部一起要求学生参加游行，并作为团的组织活动。（现在看起来很荒唐，当时杭州大学物理学系至少我们年级或者我们理论班是这样干的。）我个人也去过其他系以及其他学校联系，但是我没有参与校一级的学生组织活动。而当时陈树庆参加了校一级的学生组织活动。

86年的学生运动确实给我开了眼界。我因此就不断地与其他同学或新认识的人谈民主政治。虽然那时我对民主还不是很了解，但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由于我只是系一级的活动人士，在86学生运动中我个人没有受到影响。而且由于我后来考上北京大学物理学系的研究生，因此我们系里的老师对我还是很好的。当时每个学生要做毕业鉴定，可能上面主张将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的学生记入档案，我是坚决反对的，后来我们系当年的毕业生没有人因此而记入档案。据说他们校一级的人有一些麻烦。幸运的是，当时赵紫阳替代胡耀邦当总书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很快不了了之，当时陈树庆考上了本校杭州大学生物学系的研究生。后来，我去北京大学读我的研究生。他在杭州大学读他的研究生。我在1988年在北京大学参加《行动委员会》，后来在春节期间我回到浙江等地也与我的朋友们说了个大概情况。

1989年的学生民主运动是全国规模的，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有所动员，我在北京参加了比较多的活动，也给浙江等地以前的同学打过电话，后来被通缉抓捕。而陈树庆当时在浙江舟山岛上进行生物学研究实习，采集标本，除了中间有时回到杭州参加了少量活动外，因而没有参与太多的活动。不过在我后来被通缉以及坐牢期间，他与我的其他同学如凌渭中、卢为民、高建松、方建移等等一起也经常到偏远的我家去安慰我的父母家人。

后来，我第一次从监狱里放出来后，我跟他有了很多的关心中国政治变迁讨论的交往。当然我也与其他更多的朋友谈这些课题。我与陈树庆讨论了很多很多关于如何在中国实现民主化的问题。应该说，他的理论水平比我要强一些，特别是他的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要比我强很多。（我是因为理科很好而考上大学的，我本人小时候比较贪玩，不愿意化太多时间背语文、历史、地理和政治。）当然，由于通缉的原因，我在浙江比较有名，当时他在浙江的社会活动力可能比我要差一些，外省的情况应该更是如此。不过有一次，我们浙江有一个全省公开异议成员的聚会，最后开得不欢而撒，大家都很紧张。因为，我们之间互相怀疑。作为中间的我，感到很难堪。我只能偏向于当时已经坐过牢的异议成员。但是，那次我确实感到这样的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力太小了。本来我还想将其他更多朋友引入公开的异议群体中，那次之后，对我个人打击较大。但我也没法说出来。我个人于是更多疑了，我感到没有办法相信任何人。原来不同经历，不同教育背景，不同社会关系的人之间的思维方式是很不相同的。如果相互怀疑，这怎么能扩大影响？因此后来我采取存疑的方式。而且，从那以后，我个人想开辟新的能在国际社会发言的公共空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我们当时参与公开异议群体的活动，无非是在尽可能安全的情况下，要一个有关国际媒体发言的场所。否则，我们与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客户、我们系统里的人、以及其他群体也经常讨论中国的政治民主化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媒体空间影响力毕竟有限。

我个人也是一个多疑的人，但是我们今后是要走向宪政民主政治的。初浅地说，我们要走向民选政治。这是与中国过去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要采用与以往很不相同的做法。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有很大的社会民众基础，否则如果我们采取“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如何才能影响和转型中国的法律政治体制？显然，我们就是想方设法让中国大陆的公众知道我们的活动情况和我们的未来目标。当时我们想，我们的活动一方面通过国际媒体给我们做广告，另一方面在社会上逐渐积累，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另外，国际媒体的广告对我们社会上逐渐积累是有好处的，因为明显的，这样便于减少对新人介绍情况的沟通成本。

应该说，陈树庆的宪政民主理论水平比我稍强。他重视的方面偏向于民主。既公共权力的来源问题。而我重视的方面主要是宪政和法治。与王培剑比较相同。我注重如何治理和怎样治理的问题，以及如何保障基本人权的问题。我虽然也关心公共权力的来源问题，但我更关心如何对公共权力进行制约、监督和控制的问题。1998年组党之后，我们都被受到冲击。由于陈树庆法律知识比较好，而且他比我更主张温和，当然他参与公开活动的事情就比较有限。他跟我说要像长跑运动一样，一开始不能太快，否则后来就没有力气了。当然也不能停下来不跑，否则就需要更长时间达到终点了，而且没有太大效果。因为我也是长跑运动员，我是懂得这一点的。后来，我第二次从监狱里出来后，我认真看了陈树庆的文章，他也开始侧重法治的方向。

另外，我对陈树庆的要“敢于公开发言、要勇于公开发言、要善于公开发言、要智于公开发言”的说法也是很赞同的，我认为这是很有道理的。只是这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在国内，更要有这方面的能力。听说检察院现在已经俩次退回他的案卷。要求有关部门补充侦察。我想如果看他的文章，如何补充侦察都是没有用的。因为他的文章我个人仔细看过，比我的还要有更多的道理，更温和的品性，更坚定的目标。他的文章没有诗人的激情。我个人有时也很想有激情。当然我知道当下的中国现实。我很为张建红（力虹）打抱不平，中国现在不能有真正的诗人了。但陈树庆连诗人也不是，我相信他是应该没有理由继续被关押了，按照法律他应该早就被释放的。但是作为政治案件，我确实也不好说。而且据说是北京方面的原因，我只能等着了。

陈树庆比我大一岁，他也没有过过好日子。我们因为参与这些活动，个人的生活是支离破碎的。我的妻子和家人也受到了影响，当然她们有时也会对我有一些怨言。我有时给陈树庆的妻子张东红打电话，她也对我说，虽然她理解我们有我们的理念。但是，她作为女人是希望过安定而幸福的平静生活的。我当然理解她的要求。我只能告诉她，陈树庆将来是有前途的。她说，她对什么前途不是很感兴趣，一切都是虚空的。我只能跟她说，我也只是说说而已，虽然我个人确实感受到中国应该有确定的未来，但对于每个个人，我怎么会知道有没有前途呢，而且我个人也理解生活本来好像一切都是虚空啊，人谁会永久？但我们活着，不是追求人生的意义吗，当然我也知道人生的意义是自我自觉不自觉的意识，不是一定要扣问的？我只是一种鼓励方法罢了，既然你对前途不很感兴趣，与我妻子一样，那我也只有实话实说了。其实，我们是不管前途的，只是我们还是会参与关注未来中国的变迁转型而已。

顺便说一下，我们的《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研究》的转型是陈树庆提出来的，本来我个人是建议用变迁的。可见，他比我更有目标，更具有贡献精神，对中国更有责任心和热情。我个人没有太多这样的热情。我个人认为历史有时确实是无规则运动，因为各种确定的和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因此，我只能业余学法律、政治。但他却转行考起律师来了，并且还过了分数线。只是在现阶段不能同他人一样得到律师资格。我佩服他的坚持和韧性，虽然现在不能成为律师，但我想作为知识和技能，还是经常会用到的。